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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 当余旋风结束(大章一,笔会剧情完)
    第125章 当余旋风结束(大章一,笔会剧情完)
    东京大学,中国哲学文学会,简称为简称“东大中哲会”。
    余切被邀请来分享的地方,就在这里。
    这地方二战时期和侵略有关系,现在逐渐演变为纯粹的研究机构,亚洲各国的研究者都能被吸收进来,中国人本身也能进去。
    国学大师季线林就和东大中哲会的教授搞过联合研究。
    因为得知“请”来的中国年轻作家,中哲会的门口已经聚集起了一批学生和教师。
    他们站在门口列队,等余切一下车后,就热烈鼓掌,并送来了一片银杏叶。
    “余先生,银杏叶在我们东京大学有‘学校’的意思,因为我们东京大学的校徽,正是银杏叶,整个学校里面最受游人注意的也是银杏叶。”
    “每年的十一、十二月份,东京大学遍地都是落下的银杏叶,十分漂亮!”
    好啊,银杏叶代表东京大学。余切说:“燕大最漂亮的时候是秋天,我们有一个文学家写过《故都的秋》,就是说在燕京这个地方,对于文学家来讲,秋天的时候最漂亮。”
    有学生问:“燕大的校徽是什么?”
    “是‘北’和‘大’两个篆体字上下叠着,创作这个校徽的人你们肯定很熟悉——鲁迅。”
    这些学生顿时就激动了,鲁迅在中日两国的文坛地位都极高,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但日本人不知道,鲁迅还是一个封面设计师,他们问余切鲁迅设计这个校徽代表什么?
    余切卖了个关子:“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东西。”
    “你不是要说核时代下的文学吗?这究竟和鲁迅有什么关系?”
    余切道:“文学是有关于民族性的,这些校徽的不同,恰好体现了不同国家的民族性,哪怕是到了核子时代也一样。”
    核子时代,和民族性有什么关系?
    这算是起了个好开头,来旁听这一场分享的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
    一些中哲会的研究员来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蜂尾邦夫,研究中国礼仪的;池田温,和井上靖一样,也是研究敦煌学的,还有个尾上兼英,这个人是专门研究中国左翼文学和现代文学的。
    在研究领域,余切这些人写的小说是“当代文学”,民国的文学称之为“现代文学”。
    池田温今年已经五十,他和季线林照过面:“我上一次来中国,还没有听季线林说过燕大出了这样的学生。”
    尾上兼英一向瞧不起年轻人:“我认为他是被捧出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本国媒体选择了他,但如果他因为这些宣传迷失了自己,那就完蛋了。”
    池田温就道:“余切能和井上靖(敦煌学)做访谈,肯定是有真货的。只是他去的电视节目,在那种场合,他说不出更高深的东西。”
    “——是这么吗?”尾上兼英摇头。“中国历史上出过许多文学家,但这么年轻,又这么在国外出名的,之前还没有过。这个余切甚至连一部日本作品都没有发出来,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多半是捧出来的。”
    “东京大学和燕大一样,都是本国高校的思想阵地,如果余切讲不出什么东西,大家会对他很失望,那些媒体捧出来的人气,最后也会快速消失。”
    池田温说:“如果他讲出好东西呢?”
    尾上兼英已经是反“余”急先锋:“你还不知道,他为何能这么受到欢迎?这不光是文学的原因。”
    事实上,余切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受到的追捧是不正常的,是日本发达的传媒造就的产物。在这之前,没有一个懂得日语,形象不错,又产生了影响的异国年轻人,他现在恰好占据了这个生态位。
    余切和二十年后,一个叫“加藤嘉一”的日本年轻人来中国的遭遇,几乎是一比一的镜像了。
    无论是李小林还是陈希儒,都以为余切受到日本人喜欢,是因为他的仗义执言和文学,其实他的外貌和身份比他的文学更受欢迎。
    而媒体在其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巴老明白了这一点,于是立刻给他联系出版商:用作品,把这些虚名转为真正的名气。
    中哲会有专门给国外学者交流用的阶梯教室,余切就站在里面,数百个日本人围着他,余切的背后是黑板,讲得好会有掌声,讲的不好会被立刻挑剔。
    他有种回到了上一辈子论文答辩的感觉。
    但余切其实上一辈子也是个卷王。
    “你们要问我什么?”
    “核时代文学!”
    “这不够!”尾上兼英听说了余切对“民族性”的观点,他立刻提问:“我想知道鲁迅,核时代文学,还有你说的民族性有什么关系,你不要故弄玄虚!”
    中国人到底能对“核时代文学”发表什么看法?
    余切掏出了那一株银杏叶:“我们先从这个叶子来谈起,我们是否承认,在设计这一些校徽的时候,本质反映了本国精英们,不同的审美偏好?”
    他们暂且同意了。
    “那么,为什么东京大学是一片银杏叶,而鲁迅所设计的校徽,却是两个篆体字?有多少人看过燕大的校徽?”
    学生和教师们,举起手,但举手的人并不多。
    余切回过头,在黑板上画燕大的校徽,他格外的庄重和肃穆,但丝毫不紧张,使得在场人忽然感到有一些没听过的说法,要被他讲出来。
    《朝日新闻》的松永此刻心潮澎湃!
    他毕业于东京大学,作为校友来参加余切的文学分享。他是这场日本“余旋风”的缔造者之一,六年前,他派往中国,参观了沪市的微电子厂,然后发现了这个地方的工人们“十个有九个人在生产线旁边玩”,消极怠工到了极度夸张的程度。
    松永因此冷静的在自己回国的报道中判断道:“中国一定会改开,他们已经到了不改开不行的地步!”
    作为东大的精英,他原以为余切这个作家,是他所创造出来的传媒“旋风”,而现在忽然期待起来:他大概是真的吧!
    他难道能是真的吗?
    余切是会演讲的,鲁迅是最著名的中国文学家,燕大同样是类比于东京大学的最高学府,除了这之外简直没有更好的例子。“北”和“大”两个篆体字,叠在上面。
    “两个篆体字,表示以人为本,这是大学本来的理念,其次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这个标志像人在背负什么东西,鲁迅号召学生们要背负起责任……但最为直观的是,它看起来像‘三个人’。”
    “三,在中国有‘众’的意思,三就是无数了,为什么三个人要围在一起?它代表团结,它代表的众志成城,但我们还不能直接从一个校徽,说中国的民族性是‘团结’,它太白了太牵强,而且具备字面上的主观含义,团结的目的是什么?谁能告诉我?”
    “我需要一个中性的词汇,它不具备主观的含义,它描述一种状态。”
    中哲会里面有许多懂得中国文化的专家,也许余切都能用中文来进行演讲。
    立刻有这么一些答案出来:
    池田温认为,目的是天下大同。
    尾上兼英表示,目的是克服困难,打败强敌,说白了就是抗日。
    蜂尾邦夫觉得,团结是结果,是规范和制度的结果。
    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在甲骨文里面,“团”是建造一个篱笆,把人围在里面,“结”是一群人去采集东西回来,他认为这是为共同的利益而行动。
    他们都没有错,但余切给的答案和他们都不一样,余切说,“团结的背后是秩序。”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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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这么回事,又好像不完全这样。
    天下、礼仪、外敌、和规范……他们和秩序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余切接下来又解释:“如果没有秩序,就再造秩序,如果秩序不好,就推翻了重新来,这种对于秩序的追求并不是被动服从,而是有暴力性质的——我们把那些平定天下,并且使得社会最终恢复了秩序的人,称之为真正的英雄和伟人。我们的民族,歌颂这样的人。”
    “请注意,这和日本并不一样,尽管对于秩序的追求,在不同民族身上都存在,但在中国人的身上,它是尤其明显的。”
    他还引入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结果:“在中国古人创造出甲骨文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文字,努力的刻在光滑的龟背上,并且写成了一排、一列,方方正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表现出对秩序的追求。”
    眼下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深耕多年,不完全认同余切的想法。
    除了子弹,没有什么观点能让他们纳头便拜,五体投地。
    但这几句话一出来,就知道余切真有两把刷子。
    作为研究左翼文学的专家,尾上兼英认同这一句话,起码这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关键方面。
    天下大同,或者是崛起于世界之巅,解放全人类这些东西,当然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的共同愿望,任何一个民族都会这么想,但这些都还太遥远。
    他们一开始的渴求,是“恢复秩序”,这个民族不要再这么乱下去了。
    当一个国度的文学家们都这么想的时候,把它作为民族性并不过分。
    那么,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呢?
    尾上兼英站起来,他问了这一个问题。并且,他微微弯下头向余切致意。
    余切给出前置关键词:“物哀文化。”
    日本人没有反对,他们当然不会反对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是“秩序”吗?他们战乱了数千年,近代才得以统一,这怎么会和“秩序”有关系。
    “物哀这不是我来定义的,而是你们日本人自己这么说的,十八世纪之前,日本的研究学者发觉日本文学中的存在某种普遍特质,这种特质的文学巅峰也是你们日本人来创作的……”
    余切扫向台下的人:“你们认为这个文学巅峰是什么?”
    答案不约而同,是《源氏物语》。这本书里面的“物哀”不光是哀伤,而是“真情流露”,被外部世界的变化所打动,称之为“哀”。
    余切说:“尽管中国人也有‘物哀’的想法,也有对外部世界的共情,但中国人更为积极主动,我们想要改造外部世界,从流传在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来讲,我们多的是‘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这些故事……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神灵之间的互动和冲突,以及他们所造成的灾难。”
    日本的神话不光是灾难,也有对太阳的崇拜,祖先崇拜,政治特性——如果不是眼下中日正好,余切真要说一句,请反对天皇吧,他们伪造了你们的神话。
    将他伪造太阳神的子孙,将皇室作为神灵的血脉。
    他又问:“在座有研究马哲的吗?”
    怎么会没有呢?尾上兼英本人就对马哲有涉猎,余切向他说“物质决定意识”那一套东西。“日本的自然环境多灾多难,频繁的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使得日本人对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有深刻的感受。”
    但余切又说,“中华文化源头是黄河文明,生产力发展的必要,促使我们构成对‘秩序’需求的自然基础,但黄河这条母亲河也并不是一直那么温柔,在历史上,它多次改道、泛滥,引发惨绝人寰的事件……但尽管如此,中国却没有产生大规模的物哀文化。”
    “我们可以这么说,从秩序上讲,中国人渴望这个世界运行有道,而日本人并没有;从物哀上讲,中国人更为积极向上,要改变天,改变地,而日本人没有表现出这种文化,他们认为这是神灵的事情,是那些有血统的人去做的事情,和平民无关。”
    “所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我们从团结引申到秩序,从物哀引申到了什么?谁告诉我那个词?”
    这个阶梯教室,已经完全安静下来,只有余切的声音。
    有的人心里面想到了答案,但他们不敢说出来。
    因为答案是“服从”。
    日本人并无改变世界的勇气,他们关注自己本身的情绪。
    但这究竟和核时代的文学,有什么关系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