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单行本
    《十月》小说组的编辑张守任，直接在燕京火车站站口蹲点。
    一见到余切，他就说：“余切，你可算是回来了？”又看到了余切后边儿藏着的张俪，张守任惊讶道，“这位是……”
    “张俪，我对象！”余切介绍，“张俪可是你的本家，在《红楼梦》做演员。”
    张俪立刻说：“张老师好。”
    “使不得，使不得，”张守任说，“余切才是老师，而且是有名气的老师。”
    他这话怨念很深。张守任是京城四大名编，肯定当得了一句“老师”，他纯粹是揶揄余切一句。
    为啥呢？
    余切原先答应《十月》刊，要每月写一部小说拿去发，直到凑齐“新现实三部曲”。他前两部确实做到了……小说《大撒把》和《我们俩》分别于二月刊和四月刊得到发表。写的比发得快。
    四月份之后，因为余切临时被借调去南疆做慰问宣传，耽误了第三部小说的创作。
    当时之所以急着发表这三部曲，是为了对抗刘芯武原先掀起的反对“幻想文学”的浪潮，而余切在南边搞出的阵仗很大，使得刘芯武的反对浪潮虎头蛇尾。
    这个事情，以刘芯武在“青年联欢会”上改为赞颂余切结束，表明他已经认输。于是三部曲的发表不再那么紧迫。
    然而第三部小说还是要写的。张守任怀疑余切忙着创作军旅文学，根本没有写一个“新现实”相关的字。
    确实是这样，余切一个字也没有写。
    张守任边走边问：“余切，你第三部小说，想好题材没有？”
    “想好了。”
    “你要写什么？”
    “父亲刘成为了让儿子刘小春的小提琴技艺得到提升，带着他从蓉城来到首都，拜了一个性格怪异的江老师为师傅，学习过程中，刘小春逐渐与江老师成为忘年好友。”
    “在学习的过程中，父亲刘成又说服了一个大教授收下刘小春为徒，原先的江老师也意识到刘小春是个天才，愿意把他让出来，但是他们没有人考虑到刘小春这个孩子心中的所念所感……他觉得压抑和痛苦。”
    张守任一听到这个剧情就感兴趣了，他问：“那刘小春拜师成功了吗？”
    “当然拜师成功了。”
    “那他成为有影响力的小提琴家了吗？”
    “我还写不到那里去，但我已经想好了结尾。刘小春最后拿到了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名次，成为国内第一个拿到名次的青年演奏者，回国之后，他面对着自己的父亲拉响了小提琴，小说也在这里结束。”
    “小说叫什么名字？”
    “《和你在一起》。”
    张守任听罢思考了一阵子，忽然问：“你是不是打算拿这个去拍电影？”
    余切懵逼了：这个张守任怎么知道的？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新世纪初的同名电影，陈恺戈导演的作品，恰好是以八十年代的知名小提琴教授林耀基为原型创作的故事。
    他在八十年代教授出一大批小提琴演奏家，学生胡坤在芬兰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实现了中国小提琴在国际赛事中“零”的突破。
    然后，这个胡坤还是川省蓉城人。这个故事对余切来说简直再好不过。
    张守任却说：“我一直注意到你写的小说，有语言简洁明练的特色，我认为像一部电影的剧本一样，比如我们写到了‘黄昏’，作家在小说中要用几百字甚至几千字卓尔不群地、细致入微地描写黄昏的色彩、光影、氛围；但剧作家写影视剧时，只需要‘黄昏’两个字就够了。”
    “至于是什么样的黄昏？由导演、摄影师到野外寻找、选景，使之形象化、视觉化。”
    卧槽，这个张守任真的是行家啊！
    历史上，他这些对话出现在与作家张闲的对话中，他认为张闲为了写剧本已经扭曲了自己的写作能力，不再配得上一个“作家”，这些话是用来批评张闲的。
    而现在则是对余切的提醒：写小说和写剧本，是两码事。
    《和你在一起》是新现实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大撒把》开了个好头，《我们俩》效果也不差，这第三部作品，一定要超越前两部才行。
    随后张守任又讲到了王濛在《文艺报》发的评论文章，他希望余切看了之后要戒骄戒躁，以免被自己的骄傲压垮。
    和马识途讲的东西大差不差。
    出了燕京火车站，张守任给余切和张俪两人打车。
    最早到12月份开始，燕京遍地将会充斥一种黄色的“面的”，这种车型一直持续了十年，站在燕京街头，放眼望去，满眼都是黄色的“面的”，因此这个车被很多人戏称为“黄（蝗）虫泛滥”。
    而现在呢，燕京出租车分为首汽，北汽。首汽一般拉外宾及国家机关，多为欧美车，每公里两毛五；北汽面对市民，一般是苏联和东欧的车，每公里两毛左右。
    北汽的王牌是摩东厂生产的三蹦子，青绿皮，一般都挤在医院和火车站这些市民数量多、且急着赶路的地方。
    余切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就是这个三蹦子，还得提前预约。
    张俪和余切在这分别。他俩一个去西北方向的圆明园，一个去东南方向的京城出版社。张俪轻轻抱了一下余切：“余哥哥，我们以后要多见面。”
    等到她上车后，她又从车里面探出脑袋，朝余切不断挥手。
    不久，又轮到余切上车。
    张守任盘问了一番余切和张俪的关系，得知他们见过马识途，见过父母之后才放心了。“余切，你作为一个作家，受到很多人喜欢，你要注意作风问题，不要像那个张闲一样，把自己的糟糠妻抛弃了，到处耍女人。”
    “张闲是那个写《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人？”
    张闲的小说，被认为是描写女性的圣手。“对的，他在小说里面同情女性，引发了许多女性读者的共鸣，然而他却玩弄女性。”
    “他做了什么？”
    “虽然我是个编辑，并不看作家的人品，但也不免感到恶心。今年我去南方找张闲约稿，见到了他和他的妻子张玲，他家虽小，光线不足，但窗上挂的、桌上摆的、床上铺的，都精心独到，品位高雅。水泥地擦得发亮，一尘不染。”
    张守任说：“我心里正想着，这个张闲的老婆做得好，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然后他老婆就告诉我，张闲十分心，在外面乱搞女人，当时文化部门的同事也在，简直令我十分尴尬！”
    当下的作家们十分风流，比如原先提到的《牧马人》原著作者张贤良已经开始了逐艳人生。
    有个专门创作农民苦难的作者高晓生，这人改开之后也回过神来，爱情不断，不关注农民了；同为川渝作家的周克芹，也抛弃了旧爱，另觅新欢。
    王濛呢，因为自己对老婆老实，觉得自己“道德十分高尚”。他确实可以这么觉得，因为人是在圈子里比较出来的。
    余切问：“这个张闲，到底怎么追女人的？凭什么那么多女人，让他一个人来耍。”
    张守任回忆了一下：“张闲追女人的套路一般是这样的，他看上哪一位女性，便约这个女性出来吃饭泡馆子喝咖啡，然后逛公园，送一条金项链，然后以为就可以上下其手了，搂抱接近女性……”
    卧槽，这不是东哥的套路吗？一样一样的。
    张守任道：“作家们一则是有钱，大家都觉得是干净的钱，没人打击报复；二则是经常出去开会，封闭修改稿子，这就为寻问柳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余切，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6=9+
    余切斩钉截铁道：“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女性。”
    虽然有些女性表露过对余切的好感，但余切真没做个啥，更不要提主动来诱骗女性了。
    这些心萝卜们通通都被人写小说diss过，影响了他们在文坛的前途，有的人宽容他们：“你像是贾宝玉一样的人儿，怜香惜玉是你的快乐，你也付出了许多代价……”
    有的人憎恨他们：“我诅咒爱情，我诅咒文学，我双倍的诅咒言巧语的爱情文学……”
    张守任见余切回答的诚恳，就没说什么了。
    三蹦子晃荡晃荡，到了《十月》编辑部。
    《十月》隶属于京城出版社底下，独立性较强。编辑部为余切的回来特地停下工作，总主编王世民简单说了几句话：
    “‘新现实小说’已经开始展现它们的精彩！《十月》的销量再创新高，逐渐接近百万量级别……各地都有邮局打电话来出版社，要求加印每一期的《十月》，我们说出版社纸浆不够用了，请你们谅解，他们说无法谅解，除非看到余切的小说！”
    王世民神采奕奕，当着许多人的面，向余切快步伸出手。两个男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不断挥动，编辑部的人都激动起来，他们全都看向余切不发话，但却好像是在观察余切的反应。
    怎么了？
    王世民大笑道：“由你们来告诉余切，发生了什么？”
    这下如同发号枪被激发，大家的声音全挤在一起，好一阵子，余切才听明白讲了个啥。
    他要出单行本了！
    出单行本不仅仅能再拿一份甚至几份稿酬，而且是作者的荣誉，代表该小说已经可以单独出册拿去卖。
    一般来说，作家的小说是先出单行本，然后再出连环画和其他，余切是反着的。但他已经明白了，说明自己的小说很受欢迎。
    京城出版社相中了“新现实三部曲”，先从第一部《大撒把》开始发行。
    为啥不是更早的一些小说，比如《天若有情》、《高考1977》呢？
    因为出单行本审查要更为严格一些，小说修订起来十分麻烦。《十月》、《红岩》这些都是纯文学期刊，它的受众默认为是一些不容易被忽悠的知识分子和单位干部，而单行本的受众更广，一些想法是不能在小说里面讲的，它超过了那个尺度。
    单行本还有个好处，有资格参与某些文学评奖了，比如茅盾文学奖。这个奖的要求是字数在13万字以上，已经出版成册的完结作品。发在杂志上的小说默认为“连载中”，没有资格参与评比。
    如果还有个好处，就是容易拿去被电影厂改编了。
    王世民说：“读者们的声音告诉了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拿去出版？我们出版社开会，每一次提到单行册的事情，我都提出余切的小说，最终在这一天成了！”
    这事儿成为余切最近的大事，他把《大撒把》这稿子，重新捡起来由他作者本人来修订。
    而后一边写新小说《和你在一起》，一边写《血战老山》，后者是长篇小说，得几十万字。
    张守任给余切带来各地读者，寄给他的信件……有上千封之多，多的是求爱的、夹杂粮票的，还有一些人生上的困惑，余切挑一些回复。
    渐渐的，作家们也开始给余切写信，围绕着《十月》刊为中心，有联系的作家纷纷和余切来往。
    屈铁宁写信来问他：最近是否有新的作品？她有一些创作想法，和余切提倡的“新现实”有点相似。
    王濛和张守任是朋友。他得知余切的新小说涉及到小提琴，男主会拉柴可夫斯基，为此兴奋不已。因为王濛这人喜欢音乐，他之所以小说有“意识流”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常用音乐来表达某些人物情感。
    这不多见，八十年代全国有多少人知道柴可夫斯基呢？自然会觉得他写的太“意识流”了。
    又有个叫余桦的作家，想和余切探讨，有没有什么国内外知名的作家可以供他学习。
    余切告诉他：“你去看卡夫卡的小说。”
    余桦看完后大喜过望，又回给余切一封长信：“有这几个人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生涯，第一个是川端康成，他写的细节比较多；第二个人是你，你喜欢用人物的行为、和环境的互动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情绪，很有画面感，我看了后十分崇拜……第三个就是卡夫卡了。我感觉一种东西在我的心中酝酿，我快要写出好东西来了。”
    这是当然了，余切写的许多小说，本来就是电影改编来的，当然有画面感了。
    余切写信鼓励自己这位本家，希望他尽早来燕京。
    以一个长者的姿态，余切指出，“首都给作者提供的方便，是其他地方所不能给予的。”
    这么度过了半个月，信越来越多，完全放不下。余切发觉自己可以买一间房子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