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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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厚的敬畏感。即或是前任领袖生前已经将非血亲的继承人明确了下来，社会也并不排斥将权力交给前任领袖的嫡系血亲。只有在前任领袖的血亲儿子实在无才无德，进而导致社会不承认的情况下，受禅者才能正式继任。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近古社会对血统继承的敬畏，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就其本质来说，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是一种对社会的宏观管理。这种权力运作要达到一定的水准，经验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越是信息传递不发达的时代，经验积累越见重要。惟其如此，对权力运作的经验传承，最高领袖的血亲子孙们具有最为优越的条件。相比较于寻常人等，权力领袖的嫡系氏族出现成熟政治家的几率，相对要高出许多。同时，由前代领袖的子孙承袭权力，社会法度也往往容易保持连续性与稳定性，能相对减少社会动荡。
在近古社会，世界各民族的权力体制普遍实行血统传承制，是有相当深厚的社会认识基础的，不能简单以今天的文明水准，给予简单的批判与否定。从实际情形说，中国近古社会的最高权力传承制，实际是以血统传承制为主、以禅让制为辅的二元传承制。
惟其如此，夏启夺位的历史大变局，就并不是完全缺乏社会根基的突兀事变了。
那么，夏启政变的大转折，能够顺利完成吗？
6.夏启时期正式迈入国家时代
夏启政变之后，立即爆发了第一次重大挑战——有扈氏不服。
其时的“不服”，实际意义就是要举兵驱赶夏启，恢复禅让制，为伯益争夺领袖权力。已经有了强大根基的夏启，自然不会听任有扈氏作乱。但是，有扈氏是居住于与中原毗邻的今日关中地区的特大族群，有着雄厚的人口实力，也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既然“不服”起兵，夏启的新政权就已经无法通过协商使有扈氏臣服了。于是，便有了前所未有的“天子”统军出征，并亲临战阵的第一次国家大征伐，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军阵讨敌动员令——《甘誓》。
在《夏本纪》中，这次大征伐的经过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尚书·甘誓》的文辞是：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这一战，夏启大军不是迫使有扈氏臣服了事，而是坚决消灭了有扈氏族群。
这种真正的杀戮战，使还没有完全走出古老传统的近古社会，第一次领略了国家常备军的巨大威力。种种潜在的不服与非议，很快就消失了。战后，立即出现了“天下咸朝”的第一次国家权力崇拜。夏王朝政权，开始宣告立定了根基。
至此，中国近古文明终于完成了向国家文明形态迈进的第一次历史跨越。
今日陕西关中的户县，有个扈氏村。在1964年9月之前，户县写作鄠县。据清代毕沅《关中胜迹图志》所录史料，现在的户县就是夏代初期的有扈氏之地，称为扈国。秦时改扈为鄠。显然，这里就是古老的有扈氏的居住地。户县秦镇的扈氏村，据说就是有扈氏的后裔所在。而今，远古历史的沧桑在这个热气腾腾的村庄已经没有了痕迹。它能给我们的遐想就是，我们的文明脚步是多么的久远，多么的真实！
在夏启之后的四百余年里，夏政权多经反复，一直呈现不甚稳定的状态。
夏启死后到第三代，夏政权很快就被颠覆了。有穷氏族群的领袖后羿、寒浞两人先后政变夺权，代替夏政权四十年之久。其后，夏少康复辟，夺回了政权，夏王国才开始了相对稳定地发展。但是，在整个四百余年中，夏王国动荡多多。
所以如此，在于这第一个王国的特殊性——松散的邦联制国家，潜在的政权危机远远多于后世。在夏政权建立的时代，国家文明还处于生长期，中央王权的直辖地域仅仅限于王族族群的居住区域。与单个族群相比，王权的实力无疑是最大的。但是，与广阔土地上众多的特大族群相比，王权依然是弱小的，是无法直接征服所有“不服”者的。
因此，夏王国属下的诸侯国，由王权直封的很少很少。绝大多数诸侯，都是王国政权对各大族群自发政权的承认。因此，中央王权对诸侯的实际控制力很弱，诸侯群对王权的多种威胁则很大。动荡与战争，自然呈现出多发现象。
这种治权很松散的早期国家，非常类似于后世所称的邦联制国家。
这一历史进程说明：刚刚从近古社会跨越到国家开端时期的邦联制体系，仍然处在多元政治的余波动荡之中，还没有真正稳定地进入成熟的国家文明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夏政权终于灭亡了。
大禹、夏启开创的夏邦联国家，按照古代史学家的说法，传承了17任王，政权存在了471年。
夏人开创了中国近古族群的国家文明时代，建立了夏王朝，使中国近古文明在黄帝时代之后，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跨越，对此后商周时代国家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夏人族群，以大规模长期治水的伟大实践，创立了全人类近古文明中独一无二的井田制，从而开创了极具和谐性的农耕文明形态。此后几千年，中国的古典农耕社会所以具有颠扑不破的稳定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夏代生成的这种农耕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中国民族一种强大而稳定的历史基因。
商：成熟的邦联制国家
在文明史的意义上，殷商对于当代的我们已经变得模糊而陌生了。
回顾那个时代，呈现那个时代，解析那个时代，对于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我们民族在今天所表现的许多优秀方面，都深深植根于那个遥远的时代。
1.治水建功：商人的早期生存史
夏之后，继续拓展中国原生文明历史的，是商人族群。
商人的始祖，叫做契。他的诞生，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有个叫做简狄的有娀氏部族的女子，做了帝喾的妃子。一日，简狄与两个女子在山涧沐浴，不期天上飞来了一只玄鸟，产下一卵。有娀氏的妃子简狄，恰恰吞食了玄鸟之卵。不久，简狄便生下了一个长大的男子，就是契。
对这则神话，后世史家认为：“玄鸟生商”的说法，是因为契的父亲平常而卑微，不好公然宣示身份名号，故托神话。果真如此，这个契一定非常能干，非常有感召力，也一定曾经有过非凡的业绩。否则，不可能在盛年之期凝聚许多群落，进而成为一个特大族群，并做了这个特大族群的首领，成为这个族群的记名始祖。
依据历史逻辑合理推测，商族生成史的画卷应该是这样展开的——契，诞生于舜帝早期。其时，相对发展的诸多特大族群，都已经成为有相对稳定居住地的原始农耕部族。但是，许许多多散居在山水草原之间的渔猎游牧小群落还没有稳定的聚居地，也没有统一的首领。契，就是活动在这些群落之间的一个非凡人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契一定是发动并领导这些群落有效地拓展了生存空间，也一定是平息了这些群落之间的诸多纷争，使这些群落消弭了小利益方面的许多争夺，在共同协作下迅速地拓展繁荣起来。于是，这些群落以契为轴心凝聚起来了。契的威望迅速上升，契的神性传说也流播开来。于是，契成为这些群落一致拥戴的首领。
终于，一个稳定的特大族群形成了，这就是以契为首领的渔猎商耕牧族群。
商族的第一次历史跨越，同样是从治水功业开始的。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在大禹治水的叙述里，我们已经知道，在最初确定三大族群辅佐大禹治水时，契的族群是被排在第一位的，其后才是后稷的族群和伯益的族群。
治水成功后，作为治水主力的四大族群及其族领，地位都有了很大的历史性跃升。作为治水主力族群之一的契族，虽然与大禹族群可能发生过某种矛盾或冲突，而被大禹排斥出了治水权力核心。但是，契族仍然没有脱离治水工程，仍然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因此，治水结束之后，作为特大族群领袖的契，并没有丧失舜帝的信任。作为特大族群，契族也没有丧失天下影响力。所以，治水成功之后，契族被舜帝封于商邑，同时赐姓子氏。契本人，则被舜帝任命为最高联盟中掌管民众教化的重要官员。
契族的封地商邑，是今日河南省商丘以南的地带。近古社会，封地名号便是封地族群的共有大姓，封地内的各族群，都是这一名号下的某氏。天子所赐之姓，则只有首领的直系本族可以享有。依据这一传统，受封商邑后，契族人就统一成为“商人”了，各分支族群则称为“商人某氏”。契本人统领的直系本族，就是商人子氏，契本人的全称姓氏名号，应该是“商人子契”。
必须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以将商代事迹写作“殷本纪”，实际是因为“盘庚迁殷”之后，周人习惯于将商称为殷。自周以至春秋战国之后，“殷”遂成为商代的史学名称。司马迁的“殷商”之说，只是承袭了西汉时所熟悉的传统称谓而已，并不意味着商人的早期名号是殷。究其实，按照历史的源流排序，应该是商在先，殷在后。单称当为商，合称当为商殷。
2.商人族群多迁徙的历史奥秘
文明史的密码，往往深深埋藏在特定族群的早期生存方式之中。
纵览商人族群从舜帝到殷灭的千余年生命史，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基本特征。一则是，商人的迁徙流动性是近古大族群之最；另一则是，商人对早期剩余物（后世谓之商品）的自觉交换所形成的“商旅”活动，是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独一无二的族群经济活动；其三，商人是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从事经济活动种类最多的族群，渔猎、耕种、畜牧、商业，这四种自然经济的基本领域，都是商人生存方式的共同支柱。举凡上述三大特征，都是商人的生存方式。
先让我们看看，商人多迁徙这一历史特征吧。
在商人的历史记忆里，他们从来就是一个善于流动、喜好迁徙的族群。
文献《殷本纪》这样记载：“自契至汤，八迁；盘庚五迁，无定处。”汉代张衡的《西京赋》概括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耕，不常厥土。”张衡的意思是，殷人前后迁徙13次，曾在居于相地时毁坏耕地，不喜欢常居一方。这13次大迁徙，每次的迁徙地点都多有说法。但史家公认：商人所居之地，大体都在今日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的黄河南北地带。总之，都是距离黄河不太远的地方。
关于商人族群所以多有迁徙的原因探讨，从古至今，大体形成了四种理论：一是东汉魏晋时期的“去奢行俭，率人于苦”说；二是宋代朱熹学派以及当代史家顾颉刚等人的“逃避河患水患”说；三是当代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的“游牧经济”说；第四种是当代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等人的“改换耕地”说。具体分析，似乎这四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为了防止腐败奢侈，为了推行勤俭生活而主动率民迁徙寻苦这种说法，难免夸大了近古社会与早期国家时代的富裕程度，很少有人相信。逃避河患水患的第二种说法，显然脱离了最基本的时代背景。大禹治水之前的百余年，商人族群尚在凝聚形成时期，不存在迁徙的记录。大禹治水之后，足以迫使一个特大族群大规模迁徙的河患水患大大减少，这一说法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撑。
游牧经济说、改换耕地说，则缺乏历史阶段的具体分析。将其中任何一种说法当成适用于商人族群千余年频繁迁徙的惟一原因，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依据“游牧经济”说，很难解释商族曾长期存在且相对稳定的农耕历史。因为，商人族群不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若仅仅是游牧经济需要迁徙，那大量农耕族群的安定需求如何对待？而依据“改换耕地”说，则又有一个显然的矛盾不能解释——改换土地若是必然，盘庚迁殷之后为何近三百年不再迁徙，不再改换土地？
这里，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被忽略了，这就是商族大迁徙的频率变化。
商族的前八次迁徙，都发生在早商时期，也就是商汤立国之前。若从大禹治水之后算起，这一时期几乎全部是夏王国时代，大约将近五百年。其间，商族首领传承了十四代，接近于每两代迁徙一次。商汤立国之后的六百余年里，商族只迁徙了五次，大体平均一百余年迁徙一次。盘庚迁殷之后，商人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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