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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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点点地见诸《吕氏春秋》、《韩非子》、《汉书·艺文志》、《汉书·食货志》等的简单记载。因此，李悝的个人归宿，就成了一团模糊的云雾。依据历史逻辑的推断，李悝只能有三种结局：其一，居高位而善终；其二，被迫离职隐居；其三，变法到一定阶段遇害身死，魏国社会及魏国史书均对其讳莫如深。从后来战国法家人士主持变法的普遍命运看，最后一种结局的可能性极大。
否则，我们难以解释这一奇异现象——战国初期这一场伟大的变法，为什么会在历史的记载中如此残缺粗疏？
5 变法后魏国之大举扩张
任用李悝变法，是魏文侯第二阶段的功业，也是毕生最大的功业。
依据魏国的实力增长时段，李悝变法大体应当在公元前403年之前完成，也就是在周王室正式承认魏为诸侯国之前完成。这时，魏文侯应该即位二十余年。变法完成之后，魏国一举成为七大战国中的超强大国，魏文侯也成为最负盛名的战国君主。
恰在这一时期，在鲁国失意的卫国布衣名士吴起到了魏国。魏文侯先是任用吴起为西河守，统率对秦军事行动，取得了不少小胜利，但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变法之后，魏国实力大增，吴起随即为魏国训练出了一支装备精良、战术素养极高的大军，天下号称“魏武卒”。随后，魏文侯以吴起为统帅，发动了大规模的对秦作战。
公元前408年，也就是魏文侯即位的第38年，魏国连续作战，全部攻占河西高原与关中东部地带，将秦国压缩到关中的华山以西。两年后，魏国又以乐羊为统帅，一举攻灭中山国。紧接着，魏国联合赵韩两国对齐国大举进攻，斩首三万，俘获兵车两千辆。公元前400年，魏国又联合赵韩两国大举攻楚，战胜楚军。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病逝。魏武侯魏击即位，魏国依然对秦国、楚国、齐国等大国，以及对郑国等中等诸侯，保持了强劲的连续攻势，并获得了一连串的巨大胜利。这种攻势，一直保持到公元前390年。这一年，名将吴起被排挤出魏国，魏国的大国攻势战争陷入低潮。
吴起离魏的第二年，秦国便对魏国发动了反攻。第六年，秦国雄强君主秦献公即位，将秦国都城东迁到栎阳前沿，对魏国展开了大规模反攻。此后，魏国对秦国的绝对优势战争，渐渐转化为一种胜负互见的拉锯战。虽然如此，魏国在变法之后的超强实力，一直是其余六大战国所不能企及的。魏国对秦国的强大压力，魏国的战争优势，也一直保持到商鞅变法成功之后。
6 魏国变法的连锁激发效应
魏国变法的连锁效应，就是引发了战国初期的第一波变法浪潮。
战国之世，七大战国事实上一直都在进行大大小小的改革与变法。尤其是四大新兴战国，其对变法的敏锐程度，保持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到战国晚期才稍见衰退。如今，持续实行新政的魏国，推行了一场前所未见的大变法，一举成为超强大国。如此强烈的成效，岂能不引起强烈的天下效应？
战国时代的第一波变法浪潮涌现了。
率先仿效魏国变法的，是赵国的公仲连改革。当时的赵国，是赵烈侯在位，公仲连是相国。在周王室承认魏赵韩三家为正式诸侯的这一年，也就是魏国变法有成之后，公仲连在赵国推行了一场政治改革。这场政治改革的诱发点，是源于热爱音乐的赵烈侯，要对他所喜欢的音乐人士进行重大赏赐。赵烈侯征询公仲连的意见，可以对他所喜欢的人“贵之”吗？公仲连回答，对这种人，“只可富之，不能贵之”。公仲连的实际意思是，爵位官职与相应的礼治待遇，是国家的荣耀，只能以功业换取，而不能以虚名换取。于是，赵烈侯只有赏赐给两个乐师田各一万亩。可是公仲连依然拖着不办，说是找不到合适的地产。赵烈侯再催问，公仲连就索性称病，不去上朝了。
紧接着，有个人称番吾君的人从代地归来，向公仲连推荐了三个人才：牛畜、荀欣、徐越。公仲连将这三人都推荐上去，赵烈侯任用牛畜为国君老师，任用荀欣为执掌军队建设的中尉，任用徐越为执掌都城的内史。很快地，赵国的政治就清明起来了。赵烈侯立即解除了前面应允的对两名乐师的赏赐，同时赐给公仲连两套名贵的衣冠。
显然，赵国的改革还只是一次尝试性的吏治整顿，与魏国的全面变法尚有很大距离。因此，此后赵国的国力虽然不弱，但却一直不能与魏、齐、楚三国相比。这种局势，一直延续到赵武灵王的第二次深度大变法。
与此同时，楚国、齐国也先后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第一次变法。
在此期间，秦国也推行了浅层的新政，其主要方面是赋税改革。
总体上说，第一波变法浪潮的核心是两个国家：一是魏国，一是楚国。总结魏国变法及战国第一波变法浪潮，中心点有三个：其一，变法运动的空前性意义，在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法治文明的曙光；其二，战国法家的破土而出，将中国政治文明推上了最高峰，具有不朽的意义；其三，魏国变法的局限性，在于没有真正废除封地制，没有实现真正的治权归于国家。因此，魏国变法没有能够提供统一中国的基础。
楚国吴起变法
魏国变法完成之后，楚国的压力骤然增强了许多。
在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中心地域始终在江淮之间，伸展方向则主要向着北方三个大国——魏国、齐国、秦国。即或在战国中期的开端，楚国攻灭越国而包容江南江东之后，大局仍然如此。其间根本原因，一在于当时长江流域的开发还很不充分；二在于岭南百越地带山重水复，交通阻隔，与楚国只保持一种松散的臣服关系而已。这两大区域，在当时都不足以成为楚国的实力根基。只有富庶的淮水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中间地代，才是楚国能够伸展的根基。战国初期的楚国，所以屡次向泗水流域发展，相继攻灭蔡、杞、莒几个中等诸侯国，并几次对与三晋相邻的郑国、卫国发动攻势，其根本点正在这里。
但是，如今魏国变法成功，实力骤然强大，再加上赵、韩两国与之结盟，楚国的北上就必然遭遇到强大的阻力。事实上，魏文侯后期已经加强了对楚国的攻势，其后魏武侯的对楚攻势也是有增无减。这一时期，楚国的战胜次数显然是越来越少了。强大的中原压力，使楚国产生了非常现实的变法需求。
这时，楚国的在位君主，是即位刚刚十年的楚悼王。
不知是楚国的有意策反，还是魏国的内讧。总之，公元前390年，魏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吴起离开魏国，来到了楚国。之后，楚国就发生了一场历时十年的变法，楚国声威大震天下。楚国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与历史转折，几乎全部都聚焦到吴起这个人身上。
1 吴起入楚之前的生命坎坷
吴起，是一颗有着太多的历史关联，内涵又极其复杂的煌煌巨星。
吴起所以复杂，一则，在于他不同于所有布衣大家的曲折奋争经历，在于他正当盛年所绽放的绚烂血花；二则，在于他涉及专业的多样性——早期是儒家子弟，后来是天下名将，又是历史罕见的大兵学家，再后来又是主持大国变法的大政治家，成为力行实践的法家名士之一；三则，吴起的一生背负了太多太多的流言中伤，其铮铮风骨与沉沉底色，始终笼罩在流言攻讦的迷雾里，非但当世之时误解多多，纵然在后世也有诸多的莫衷一是。吴起的命运，实际上就是战国初期社会的缩影。
吴起，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谤言风行当时，功业彪炳千秋。
简单而直接地叙述吴起在魏国的沉浮生涯，再展示他在楚国的变法过程，这种方式，难以揭示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也无法展现当时新旧竞争的残酷性，以及法家学派特殊的历史命运。对于其中蕴涵的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也失之于缺乏血肉感。
我们将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楚国的变法，纳入到吴起的生命历程中来叙述，从而使我们对这个极其具有命运特殊性的法家名士，有一个形象化的了解，也对战国变法的历史精神，对主持变法的法家名士的真实人生，对当时文明形态的具体内涵，有一种真切的全貌认识。让我们怀着冷静客观的心态，走进吴起的生命历程。
（1）吴起的家世
吴起生于风华卫国，少时即有军旅志向。据史料记载，“鲁人或恶吴起。”也就是说，鲁国人很厌恶吴起，有许多关于吴起的流言。流言之一说，吴起的家庭曾经“家累千金”，有过一段富裕时光。按照这一流言，吴起当是富家子弟。但是，认真审视真实的历史元素，这其实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卫国，是一个特殊的诸侯国。特殊之处，在于卫国庶民主要由殷商遗民七大族群构成，而卫国国君却是周天子的嫡系王族。这是周王室为分治殷商的残存实力而强力设定的一个诸侯国。真正的殷商王族后裔，则被另外分封成了另一个诸侯国——宋。所以，真正的殷商国民遗风，在卫国，而不在殷商王族后裔的那个宋国。
殷商遗民的最大特质，是驾牛车奔走天下的商旅之风。此等风习之下，卫人多闯荡，多见识，多人才，一直是春秋战国两大时代的风华之邦。尤其是布衣名士之盛，卫国远胜当时的宋国。一个战国时代，卫国便出了吴起、商鞅、吕不韦三个足以成为中国文明史坐标的巨星式人物。如此三人，人人有赫赫功业，人人有煌煌论著，其才具之全面，其节操之出俗，无不居于战国布衣大政治家的超一流水准。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特殊中等诸侯国的最大奇迹。
我们要说的是，由此可以推断，即或吴起之家真的是“家累千金”，也绝不会是贵胄之富，而是商旅生计之富，如同后来的吕不韦之家一样。在那时候，贵和富，不是完全一致的。贵，是国家认可的一种社会地位，它可以自然地包含富。富，更多却是社会化的一种财产水准，它不能自然地包含贵。
战国初期，商人虽已不受歧视，但却不是国家政策的重点激励对象。所以，商人之家即或“多金”，社会地位也仍然是平民。作为商家子弟，个人仍然是布衣之身。要参与到国家政治层面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没有任何特权，仍然必须奋争。惟其如此，才有了少年吴起的种种奋争行为。
（2）少年吴起的第一个重大事变：游仕不遂，破家杀人，落猜忍恶名 大约在幼学之后，吴起离家游历，寻求仕途去了。也许由于幼稚，也许由于社会羁绊，总归是，第一次游仕不遂，吴起茫茫然回家了。此时的吴起，很可能是准备以举家之财再度闯荡。否则，不可能有后来的流言，说吴起“破家”。据鲁人的流言说，吴起“破家”之后，邻里乡党多有嘲笑诽谤。吴起秉性“猜忍”，竟然因此一口气杀了“谤己者”三十余人！
猜忍是什么意思？猜忌多疑，残忍狠毒也。可是，即或少年吴起当真杀人，这一事实也完全经不起推敲。一个失意愤懑的中学生，既不可能有随从帮凶，又不可能有超凡的技击术，何能一气连杀三十余人？对于一个少年，太难太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合理推断，流言多传，很可能是将打伤或杀死三人的事实，大大地渲染夸大了。这件事的第二个疑点是逻辑破绽。后来，吴起做了儒家名士曾子的学生。以儒家收徒的相对严格及其对道德的重视，少年吴起如果当真一气连杀三十余名乡亲父老，曾子岂能不知？岂能将吴起收为学生？
虽然经不起推敲，司马迁还是写进了《史记》。
杀人之后，吴起连夜逃亡，母亲追到了濮阳城的卫郭门外。吴起与母亲诀别，咬破手臂发誓说：“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吴起的母亲，一定是不敢大放哭声，万般悲伤地回去了。据此，合理推断其后果：吴起家人很可能由此全部被杀，或死于官府问罪，或死于群体报复。母亲则很可能在送走儿子之后，逃离濮阳匿居他乡了。因为，在史料中，吴起的家人始终只出现过少年时期的母亲和后来的一个妻子，没有其余家人的任何记载。
（3）吴起人生的第二重大事变：母丧不归，绝于师门，落不孝不仁恶名 逃离家乡，吴起开始了求学经历。大约深感自己学问不足，吴起投奔到当时颇负盛名的儒家名士曾子的门下求学。这段时间一定不短，至少当在五六年之间。因为，直到母亲死，吴起一直在曾子门下修学。后来，母亲死了，不知何等原因，吴起竟然没有归家奔丧。曾子知道这件事后，对这个学生“薄之，而与起绝”。就是说，曾子不但很冷漠地疏离了吴起，而且将吴起开除出了学馆，不承认吴起是自己的弟子了。
虽说礼崩乐坏，但不孝不仁之名，在那时仍然是杀伤力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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