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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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吴起的特殊秉性，一定是觉得老师太过迂腐，满心愤懑地离开了曾子学馆。很快，只有继续寻求出路的吴起，流落到了当时的文华大邦——鲁国。此时的吴起，已经是勃勃雄心的青年了。合理推断，其家人父母均已不在，孤绝的年轻人又背负着“不孝不仁”与“猜忍”的恶名，很可能还没有举行加冠大礼。因为，加冠礼是个人融入群体的成人仪式，是要族长、社长等公众领袖主持的。吴起背负恶名，逃出家乡，谁来发动给他的加冠礼？
但是，吴起我行我素，不顾“加冠始得成婚”的旧礼制，自己给自己成婚了，娶了一个齐国女子做妻子。在鲁国的几年里，吴起摒弃了儒家之学，立志改修功业之学。史料的记载是：“改学兵法，以事鲁君。”就是说，从这时起，吴起走进了军旅生涯。吴起的兵学老师是谁？史料未见蛛丝马迹。合理推断，应当是吴起自己发奋攻读兵法之学，是自学成才的。
（4）吴起人生的第三次重大事变：杀妻求将，落贪而好色恶名 当时，齐国发兵攻鲁。由于吴起的军事才能已经在鲁国崭露头角，于是，鲁国国君很想用吴起为将，抵抗齐军。可是，鲁国的一班臣子却大有疑惑：吴起会不会通联齐国，出卖鲁国？理由就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女子。当时的吴起，深感这是自己建功立业的第一步，很想做这个带兵将领。可是，攻击的理由如此荒诞，吴起不禁大感愤怒。《史记》的记载是：“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
这一说法，同样令人深感怀疑。因为，这种说法正好与鲁人流言中的“起之为人，猜忍人也”的说辞一致。恶者，中伤也。因此，“杀妻求将”的说法，很可能与事实有很大距离。合理的推断，最大的可能是，吴起愤怒无由，在家发泄。妻子深感连累夫君，遂羞愤自杀。在今天看来，为此而自杀，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是战国，以生命之死而明其内心愧疚，正是那时的社会风尚之一。轻生赴义，此之谓也。如果吴起真的杀妻求将，则无论如何不是那时的名士精神，更不是那时的社会风尚。后来在魏国，吴起对公主婚姻的拒绝，说明吴起完全不是名利熏心之徒，不会丧失人性良知去如此杀戮。
不管原因如何，总归是，吴起的第一个妻子死了。由此，鲁国君臣甚为尴尬，立即任命吴起做了鲁国将军，一战大败齐军。按说，吴起的妻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夫君的功业之路从此该当平坦，鲁国从此也不当再度怀疑吴起了。可是，迂腐的鲁人还是心有戚戚，揪住有战胜之功的吴起不放。此后，鲁人攻讦吴起的两个理由，更是荒诞得令人惊讶。
第一个理由：“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
第二个理由：“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
依第一理由，吴起的战胜之功，竟然给鲁国带来了灾难。
依第二理由，兄弟之邦的人才我邦不能用，用了便是抛弃兄弟盟邦。
颟顸迂腐的鲁国君主，居然深以为是。于是，“疑之，谢吴起”。也就是说，教吴起走人，鲁国不会用你了。这次事变之后，吴起获得了第三个恶名——贪而好色。贪，是说吴起贪功，不顾人伦。好色，是说吴起喜好女色，没有大义。
至少，后一个罪名很令人困惑。如何吴起的妻子死了，还要给人加上一个好色恶名？合理推断，只有一种可能，第一个妻子死后，吴起又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比吴起的前妻更为美丽，于是，吴起被人看作好色了。
卫、鲁两国的经历，是吴起一生最黯淡的泥沼期。史料所展现的这一段，几乎全部都是鲁人讲述给鲁国国君听的、图谋赶走吴起的流言中的故事，其真相如何，大值得怀疑。解析这些流言，倒是吴起的奋争精神与不合世俗的叛逆秉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不是流言传播者所要达到的目标诋毁。
背负着累累恶名，吴起离开了奄奄一息的鲁国，又开始了奋发闯荡。
（5）吴起人生的第四次重大事变：大功拒婚，遭疑离魏 鲁国不容，吴起来到了变法前夕或正在变法的魏国。自此，吴起的足迹进入了主流期，相对清晰简单了许多。吴起进入魏国，大臣李克向魏文侯如实禀报了从鲁国传来的种种流言，明说了吴起“贪而好色”。但是，李克也如实禀报了吴起的用兵才能：“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司马穰苴，是春秋晋国名将，留有在战国时期已经很著名的兵法著作《司马法》。将吴起与此人相提并论，足见吴起的军事才能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当时的魏国，正在李悝变法之中或之后的蓬勃兴盛时期，急需取得对秦国河西高原的作战胜利。于是，魄力过人的魏文侯不计流言，一举任命吴起为西河大将，统兵对秦作战。
第一战，吴起率军力拔五城，大败秦军。
由此，吴起开始了在这个超强战国的赫赫功业之路。几次大战下来，魏文侯终于了解了吴起。魏文侯的评价是：“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于是，吴起被拜为西河守，也就是魏国河西战区的军政一把手。在当时的魏国，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军政大员。
可是，没有几年，雄明兼具的魏文侯死了。魏武侯继位之后，开始阶段，吴起仍然是魏国的最重要大臣之一，曾经一度做了上将军。这一时期，除了战无不胜的数十次战役，吴起还留下了与魏武侯的一段著名对话，化成了“固国不以山河之险”的治国格言。总之是，吴起在这一时期名声大振，成为天下著名的兵政大家。
但是，魏国始终只看重吴起的战场才能，没有重用吴起领国继续变法，而用了一个平庸的老臣田文做了丞相。生性坦荡的吴起很感不平，与田文发生了一场“论功争相”事件。但是，一听这位丞相的话语方式，吴起最终还是忍耐了，默然良久，对田文服输说，丞相该是你的了。田文公然说出的理由，非常的不靠谱：“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应该由他这个虽然没有能力但却有老资格的人做丞相。
事实是，魏文侯在位五十年死去，武侯魏击即位时，至少也是三十余岁的中年人了，如何能是“主少”？更重要的是，太子魏击很早就是领兵征战的将军，襄助政务的大臣，在魏国声望很高，如何能是“国疑”？可是，对方大睁着眼睛说出了“主少国疑，百姓不信”这样的荒诞理由，是摆明了要胡乱编造，要一心占据丞相职位的权臣。如此情景，吴起还能再去论说谁的能力强吗？
这次事件之后不久，年老的田文便死了。可是，魏武侯又用了“公叔”为丞相，还是没有用吴起做丞相。
这个公叔丞相深得魏武侯信任，并娶了魏国公主为妻。尽管如此，公叔还是忌惮吴起争相。于是，在门客的策划下，设定了一个驱赶吴起的匪夷所思的阴谋。大体说来，这个阴谋的过程是：首先，说动魏武侯将公主许配给吴起，以试探吴起是否愿意长久留在魏国；此后，公叔邀吴起来丞相府赴宴；再后的宴席之间，公叔夫妇合演了一出公主“怒而轻君”的小品。也就是说，公主虐待蹂躏公叔丞相，使吴起深感公主刁蛮，不可与婚。
果然，吴起对公主大起反感，婉言拒绝了与这位公主的妹妹——小公主成婚。由此，吴起引起了魏武侯的猜疑。君臣同心，已经不可能了。此后，多经流言杀伤的吴起，已经深感魏国庙堂对自己失去了信任，于是愤然辞官，离开了魏国。
对于吴起离魏，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魏国大臣王错排挤吴起，而不是《史记》记载的公叔丞相。我们不去斤斤计较这些细节，我们只要明白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何人排挤，如何排挤，吴起都在魏武侯时期离开了魏国。这是吴起一生的第四个重大事变——盛名之下落入阴谋，被迫离魏。
当时，魏国是天下最强大的新战国，是一个布衣名士最有可能将文治武功推向巅峰的理想之国。显然，没有非常的不可忍受的理由，吴起是不会离开魏国的。这一事实也说明，吴起在一个国家的去留，是以能否达到君臣同心并实现为政理念为原则的，而不仅仅是权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吴起能做西河守多年，就是明证。
当然，魏国也由此失去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军政巨子。
请注意，这是魏国厄运开始的一个最重要信号。
2 吴起入楚。力行变法
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390年。当时，楚国是楚悼王在位的第12年。
关于吴起这段最重要的经历，我们先甄别两种历史说法。
其一，关于吴起担任楚国令尹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史记》的说法。吴起是“至则相楚”，一到楚国便做了令尹。也就是说，公元前390年，吴起就担任了楚国丞相。二是《说苑·指武》的说法。吴起先做了一年的“宛守”，也就是今河南南阳的郡守，当时是楚国的北部重镇；一年后，吴起才做了令尹。这一差别，不是重大历史事实，无关根本。
其二，关于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时间，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韩非子·和氏篇》的说法：“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期年，在先秦时代是整整一年的意思。《书·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左传·襄公九年》的同义说法是：“行之期年，国乃有节。”都是一整年的意思。按照这种说法，吴起的变法只有一年时间。
第二种，是《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的不明确说法：“吴起去魏入楚，而西河毕入秦。”据战国史专家杨宽先生考证，这段时间应该是十年。另一重要文献《史记》，对吴起变法的时间则没有提及。这里，我们依据最基本的事实给予判定，吴起于楚悼王十二年入楚，楚悼王在位21年死，同年，吴起被旧贵族杀害，时间正是10年。这10年，楚国并未发生变法之外的其他重大事变，正是楚悼王支持吴起变法的10年。因此，我们确定，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时间是10年。
（1）老世族反变法：吴起与楚国世族屈宜臼的对话 吴起初到楚国，先任宛守一年。其间，吴起曾经专门拜访了楚国屈氏集团的屈宜臼。此公是何身份，史料没有信息。根据史料的“屈公”称谓，此人至少应当是屈氏集团的首领，并在楚国担任或曾经担任过重要大臣的职位，是楚国旧贵族的名人。可是，这个屈宜臼，第一次根本没有理睬当时只是一个郡守的吴起。一年后，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赶赴郢都途中，吴起不计上次冷遇，又去拜访了这位世族名臣。
这次，屈宜臼说话了，而且说得很多，很深。让我们将这篇远远早于商鞅变法大论战的第一次反对变法的言辞，全文录之如下：
吴起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
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佚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
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
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处而笃行之。楚国无贵于举贤。”
这场对话的要害，是屈宜臼的全部台词。
这位老世族首领之一的屈公，第一层是劝诫吴起不要变法，应该守常不变；第二层是教导吴起，不该有战胜功业，不该有血气争心，这是最为大逆不道的两样东西；第三层是威胁吴起，变法是“祸人而成祸，不利于行者”；第四层是赤裸裸地斥责楚悼王“数逆天道”，并刻薄而又幸灾乐祸地预言，灾祸必将等待着吴起；最后一层，是给吴起的政治诊断，同时开出了政治药方。政治诊断是“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已经受了刑的犯人，是无法改变的。政治药方是“敦处变法，贵在举贤”。潜台词，自然是要敦爱贵族，任用贵族人才。
屈宜臼的用心、立场，是再明白不过的。在战国变法史上，这是为数众多的反对变法的言论之一，本不足为奇。但是，就其言辞猖獗的程度而言，却是惟一的——竟然直面即将主持变法的令尹，并一力斥责楚王多次违逆天道，诉说对“楚王无祸”的不理解，满心期盼这种灾祸落到吴起头上。如此极端性地仇视变法，仇视用兵，仇视人的血气争心，最为张扬也最为刻毒地诅咒图谋革新的国君与大臣，确实是历史上仅见的一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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