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李继迁还是袁恪，都勉强称得上是“枭贼”，都具备被时人称之为豪杰的气质，没有到绝境，总是选择要挣扎一二。
    但是，刘旸可以坐视榆林的混乱，放弃除城镇之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控制权，但也不会任由叛贼行动。对进攻城镇的乱军严防死守，对劫掠运输线的贼军更是重点打击。
    像李、袁这等在朝廷甚至是刘皇帝那里都挂了号的叛首，也是刘昉的重点目标，按捺不动，只是策略问题，属于战术沉默，并不代表一成不变，自缚手脚。
    因此，当李、袁二贼先后出击，汉军也随之而动。李继迁一路，以孟玄喆为主将，代郡公折御卿、温末骑将潘罗支等副之，率步骑一万五千北上，寻李继迁而击之。
    孟玄喆、潘罗支不需再多说，折御卿的身份显然要特殊一些，这可是刘昉的表叔，现年二十六岁，也是折氏如今的当家人。
    大汉诸多功臣爵位，二十四公，三世而降，代国公爵，从折从阮开始，先传折德扆，再传折御勋，折御勋盛年早亡，因其无子，在刘皇帝的恩旨之下，以年轻的折御卿继兄之爵。
    事实上，若纯以血脉传承，按照大汉爵位继承体系，折御勋无后，收回代公爵也是说得通的。但是，凡事总有例外，且不提折家在军界的影响力，就冲折贤妃的面子，刘皇帝也得开个特例。
    不过，到折御卿之时，代国公爵已无法保持，降等世袭，改封代郡公。除了本身特例属性，也另具意义，那就是成为了大汉最顶级贵族承袭降等世袭的开端。
    毕竟，二十四功臣，除了王章、王竣这样传无可传者，其他家族，一、二代大多还在，折家，只是走得有些快......
    当然，折御卿并不只是靠着一个身份才得重用，人虽年轻，但军事才干十分突出，此前担任太原兵马都指挥使，此番榆林平叛，也在调兵遣将之列。
    袁恪那一路，则以田重进为主将，率领以禁军为主的三万多官军西进，辅以灵盐地方军队，合击袁恪叛军，不只是为了阻止袁恪渡黄河，蹿入河西，更是打算将之彻底消灭在灵州境内。
    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榆林生乱以来，官军第一次真正发力，动辄数万之众，当然，这也是刘昉准备了数月之久的结果，动则成霹雳之势。
    这还是在保证榆林“大戒严”以及城镇守备、后勤保障的基础上，为何区区一个榆林叛乱，要调动十几万大军进剿，就是为了保证完全的控制，不论你如何闹腾，局势都稳稳地置于官军掌握之下。
    隆冬动兵，固然不是一个好时节，但恶劣的天气是同样的，即便叛军属于“主场作战”，但他们的日子，实在难过，否则也不会急着做困兽之斗，都是官军逼的。
    相比之下，官军除了与严寒的天气做斗争之外，衣食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衣食足，则军心稳，杀贼有战功，伤亡有抚恤，这就是绝对实力的碾压。
    李继迁之北上，也暗怀狡猾心思，有调动官军，寻机歼灭一部，打一场胜仗，收取缴获，为来年开春的作战，争取空间。
    而从结果来看，他的目的达成了一部分，官军确实出动了，但在孟玄喆的率领下，突出一个苟字，没有搞分进合击之类的花哨战术，就是集中兵力，踵迹而行。
    斥候哨骑撒得很广，军队骡马化，随军物资充沛，随时可战，随时保持着战斗力，绝不冒进。遇到叛军的突袭骚扰，便坚决反击，却不急于分散阵型，寻求扩大战果。
    两军一路纠缠着北上，在沙漠戈壁、烈风寒地之间比拼厮杀，但是，不论李继迁筹划什么阴谋，实行什么战术，骚扰迟滞也好，羊装败退也好，官军始终不动如山。
    到最后，李继迁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拿出一些实际性的诱惑，率军北上，越过早已冰封的黄河，去进攻丰州。
    丰州作为榆林道最北端的辖区，在榆林动乱的这一年多，就像个局外人一般，始终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因为李继迁的作乱热区，始终在南部相对富庶且党项聚集地带。
    直到今年秋冬之际，榆林叛乱大爆发，在朝廷的整体平叛策略下，丰州当地官军方才真正戒备起来。丰州此地，人口不多，军队不多，但是有着大汉边境城镇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坚固牢靠。
    叛军之来，也不急不忙，坚壁清野，据城死守而已。而叛军在丰州当地搜掠一番，没有太大收获后，逼向州城，并且迅速展开进攻。
    李继迁所率这支叛军，足有三万余众，基本都是党项人，哪怕靠人命去堆，丰州也未必坚持得了多久。不过，当丰州的求援传到北上的汉军大营后，孟玄喆仍旧没有轻动。
    因为李继迁在丰州摆出来的阵势，他太熟悉了，几个月前，镇安堡之败，可是记忆犹新，围点打援这种战法，汉军也并不陌生。
    不过，这一套之所以屡试不爽，关键就在于攻敌所必救。自榆林举叛以来，叛军其势猖獗，但从来没有攻克过榆林任何一城市。
    即便丰州只是一座边陲小城，如若失陷，背后的政治代价，也不是孟玄喆所能承受的。因此，丰州有险，求援急来，他还是得伸出援手，不能坐看李继迁攻破丰州而无动于衷。
    李继迁，也恰恰存着围点打援的想法，丰州只是一诱饵，然而，孟玄喆的稳重，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汉军有救援的动作，但并不急躁，还是稳扎稳打，缓进慎行。
    在李继迁的率领下，叛军的突袭，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或者说就等着他们出招，双方的纠缠，在黄河沿岸，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论硬实力的，即便叛军倍于官军，也是弱上不止一筹的，党项人虽然凶悍，但在组织训练上，远逊于官军。
    此前纠缠不休，固然是孟玄喆保守稳妥，叛军又何尝不是小心翼翼，不愿来一场利落的赌博。当然左右战场胜负的，却不是交战的双方，李继迁在丰州设了个圈套，却忽视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道理。
    致命的威胁来自背后，当然不是丰州，驸马都尉、山阳都指挥使李继隆，率领五千山阳铁骑，神兵天降，痛击叛军，联合孟玄喆，将李继迁叛军彻底击溃。
    三万多叛军，一朝丧尽，李继迁狼狈逃窜，不知所终。官军只俘获了千余人，在官军的穷追勐打之下，逃脱者则不足千人，至于这样的战果是如何实现的，观者自明。
    因此，在开宝二十一年还没结束的时候，夏州党项叛乱的主要力量，就已经被消灭了，李继迁这个贼首虽仍在逃亡，但朝廷又何尝真正在意过这么个人。
    没有党项叛众支持的李继迁，说到底，也只是个流寇。而以榆林当下的形势，李继迁想要再像过去的一年多那样，屡扑屡起，更是难上加难了。
    李继迁兵败，其势一跌到底，西进灵州的袁恪，也是个难兄难弟，他面对的是包括禁军在内的朝廷精锐，又是田重进这样的沙场宿将，还完全暴露汉军的视野之中。
    与夏州平乱的纠缠不休不同，对袁恪叛军，则是完全的围剿。在袁恪叛军还没出盐州之时，就已经被田重进军逮住了，接连三战，叛军三战三败，等袁恪叛军逃入灵州境内之时，其众已然崩溃，而境地则更为险恶，在灵州官军的配合之下，被彻底困住，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直到被斩杀殆尽。
    由“反正”的叛将王山供出了袁恪下属那一干叛军贼将，有一个算一个，或被战场斩杀，或被俘虏后杀头。
    就是袁恪这个盐州叛乱大首领，也没能逃脱一个惨澹的下场，他似乎并没有点上李继迁的逃避属性，在战场上被踏成肉泥。
    袁恪此人，做宋江尚可，真让他领兵作战，当面锣对面鼓，与朝廷正面厮杀，也实在力有不足。这终究只是一个认不清自我，怀有不切实际野望的野心家罢了，借势而起，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甚至于，比李继迁败亡得更早。
    事实上，进入开宝二十二年之后，整个榆林，已不存在大规模的叛军了，袁李二贼的迅速失败，也基本宣告了这场榆林大叛乱的最终结局。
    不过，两场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榆林并未平静下来，不是那些造反作乱的党项人不愿妥协，而是朝廷的封锁仍在继续......
    开春之后，官军再度出击，放开手脚，攻杀有叛军嫌疑的贼寇，而榆林境内，从贼与否，早已定性了。当然，在此事上，除了一部分官军之外，承担屠刀角色的，乃是那些附属的杂胡部众。
    在行营的放任乃至鼓励下，不论是为了生存还是财富，这些杂胡仆从，都毫不犹豫朝那些“叛贼”举起屠刀，肆意杀戮，提人头向朝廷请赏。
    整个榆林，在开宝二十二年之初，就逐渐成为了一座斗兽场，所有被官府排斥在外的人，都不得不化身禽兽，互相啃咬，互相厮杀，直到血流尽，人死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