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权，都有一种多收税的冲动，正如地赋，老是有人在颜大少耳边嘀咕说收得少了。

    商人们贩运商货，往往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尤其在战乱时期，收得税率高，收税次数多。

    过去的逢关纳税手续繁多，其间关口官吏卡拿勒索，商人的实际损失比明面更大，更浪费宝贵的时间。

    东南府的情况好很多，而孙承宗立法，正式确定收税只收一次，商人们按要求交过一次税，手中就有了税单。沿途碰到稽查的，只需要亮出税单，即可以了。

    敢知法犯法，勒索敲诈的东南府官员，一经查除，一律严惩不贷。

    同时，胆敢伪造税单，逃税漏税的商人，东南府执政府必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劳动改造”的威力！

    收税重，同时一税到底，严查胥吏的税收法向民众公布，组织官府文官、办事员和商人“学习”文件精神，除了广而告之，公布之外，还组织人员进行学习，此乃颜大少带来的“特色”，受到了孙承宗的赞扬。

    ……

    孙承宗不仅立法，还立规，譬如他协助完善了东南府文官系统。

    东南府的行政人员不叫做“公务员”，而是文官+办事员的那种。

    好吧，颜大少承认失误，还没到“公务员”这种社会发达、制度完善和iq高企的时候，那么就是官吧。

    文官的选拨必须经过考试，类似于科举考试，对参加考试者只要是东南府正式子民，没有什么门第，出身，城乡的歧视，考试通过即可以进入官府任职。考试的内容不再是传统的四书五经，而是政治、经济、数学、物理等诸学科合在一起。

    考试通过后不是一步登天，而是有一套完整培养的流程，例如某部的标准仕途是这样的：某部的办事员（为期两年）基层实习（为期三年）某部低级文官（为期三年）地方初级文官（为期三年）某部中级官员或者地方中级官员（大约十年），之后看造化了，能否升到高级官员。

    他主张既要有地方履历，又要有部里的经验，说起来乃是“宰相必起于州部”，高规格，培育人才当成了宰相来培养啊！

    不再象明朝那样，考中进士之后，即可授七品官，结果什么都不会，到了地方和部里，尽受胥吏的欺骗，甚至给胥吏凌驾其上。

    而从小吏做起再慢慢升官，则业务知识熟悉，不再产生以前的弊端。

    这是对大明科举和官员任职的一种倾覆！

    孙承宗是科举制的既得利益者，却反过来推翻了科举制，他说：“老夫年龄老了，脸皮也厚了，别人说什么都不怕！”

    还有什么比他这样的人去当科举制的掘墓人更合适的人选，其实东南府官员的选拔任用也是从小吏做起再慢慢升官，但世人多有疑惑，毕竟他们见惯了科举制是怎么选官，对于东南府的用人任官方式不感冒，心忖你这个小海贼，哪会知道怎么样用人！

    颜常武推行的文官制属于辖地内自嗨，大陆的那些精英，根本不鸟东南府。

    一些与东南府交好的朋友，也都劝说颜常武开科举，即仿照大明来秀才举人进士放官，如此一来，才可以吸引人才。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东南府人员普遍强于做，弱于说，许多好的经验，说不出来，写不到点子上，也难以反驳对方。

    孙承宗一来，吆喝上几嗓子，大家就信他了！

    人比人，就是气死人。

    他威望高、提出来的证据多，说得头头是道，把科举制的弊端一一陈述，驳得任何人无话可说！

    譬如现任东南府财政部副部长的刘之凤是两榜进士，认为“科举制”是好啊，而孙承宗不客气地道：“好他个p，进士新官到达部里，账不会算，工不会做，连份公文都不会写，都是胥吏把持，待到业务成熟，又调任了，然后重新开始！”

    “这样的官能有多大作为？地方官任上更是如此，只会读书读死书的人，居然行政、司法、教育什么都一把抓，以为个个都是老夫我啊！”他大咧咧地道，大家只能洗耳恭听！

    孙承宗敢说自己什么都行，如果颜大少这么说的话，说他无所不能，大陆那些恭维他的说他是神人转世，背后却骂“小海贼你会做官才怪！”

    要不是你仗着你的家伙比别人的更粗更大和更硬，说话声大夹恶，动不动就亮出后面的一群满面横肉，脸色不善的兄弟们，别人只当你是放p！

    孙承宗就不同，他的背景太显赫了，听他分析胥吏之害：“历代都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些胥吏欺上瞒下，中饱私囊，胥吏不是官，但一个县里的官只有几位，想要维持运转就需要胥吏，就算是好的命令下来也往往会因为他们的作用扭曲，反而变成了劣政，恶政，他们的危害可想而知。

    他们刁难索贿、挟制主官、监守自盗、依仗强豪、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盘剥平民、操纵司法、徇私舞弊等等。其中，尤以胥吏凭借对律例的精通操纵司法、借诉生财的现象最为典型，再有，胥吏掌握着黄册、鱼鳞册（就是人口资料和土地登记情况），甚至官老爷们都看不到真正的册子！他们从中取利，你跟我好，我就少报你一点人头上去，你给钱给我，我就把你的肥地变为劣地，少交粮！

    行啊，县太爷做不了业务啊，请师爷喽，一个师爷一年二百两银子报酬，一个县太爷要请起码三个，一年六百两银子，而县太爷的俸禄在万历年间米是12石、银子30两和宝钞360贯，加起来请师爷都不够，他不贪才怪！”

    由他一锤定音道：“我东南府的文官制度确实好！其实就是北宋王荆公想做的事！

    王荆公主张，即将出任公职的人都应当先担任胥吏的职务，让他们预先学习将来自己所要指导和监督的工作。

    其次，他又主张提高胥吏和下级僚属的地位，以消弭或缩短他们被隔绝于文官制度之外所造成的差距，希望将他们纳入儒家伦理和社会规范的约束之下，并启发他们忠诚奉献的精神。当时他的确曾将胥吏纳入支领国家薪饷的行列。可是，不久以后，他的政敌便将这项成就和他的其他改革措施一起废止。”

    得，他连王荆公亦即王安石这个改革家大牛搬出来，大家无话可说！

    东南府的文官制度正式确立，所有新人都要考试，再逐级升迁而不是官职一步到位。

    ……

    孙承宗在东南府坐镇，影响深远，等于一朝帝师对一个原本化外之地的认可，他都来了，别人自然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