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将军，绝不可能！你我二人虽然说不上兄弟关系，却也是要好的很啊！我素来仰慕毛将军的才能，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事情？”袁崇焕一个劲的喊冤。
    毛文龙哼了一声，没有理会毛文龙，而是问韦宝道：“韦公子，你能不能说说我？”
    “毛将军没有什么好说的！毛将军已经为之巅峰，无法再升上去了，能保住眼下的一切，已经殊为不易。”韦宝道。
    毛文龙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那我有何办法化解不被人杀掉？”
    “这我真的不知道，小心一些吧！毛将军最缺的是帮助，从始至终，毛将军的一切，都是自己一个人努力而来，既没有上面的人帮助，也没有旁边的人，更没有获得过底下人的帮助！如履薄冰！我算是第一个帮助毛将军的人，也有可能是毛将军这一生，唯一值得信赖的人！”韦宝大言不惭的往自己脸上贴金。他的确是第一个，也很有可能是唯一为毛文龙提供帮助的人，但是韦宝自己并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救毛文龙，又亦或者是，自己会不会参与到杀毛文龙的人当中！
    毛文龙感激的看向韦宝：“韦公子，我毛文龙不是负心薄情之人，谁对我有过帮助，我毛文龙绝不相负！那就真的没有办法化解命数了吗？我现在知道谁会对我不利，我杀了这人，不就可以了吗？”
    毛文龙说完，瞪向袁崇焕，登时便起了杀心！
    “毛将军，你别乱来，你不会因为韦公子几句酒桌上的戏言就当真的吧？”袁崇焕立时吓得魂不附体，要知道毛文龙能在域外带着几十万人混，本身便是很有杀气，很能掌控局势的人，这种人，一旦发现一点点的对自己不利的苗头，都会毫不犹豫的扼杀在萌芽之中。
    毛文龙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但绝对是政工高手！不管是搞政治，还是搞情报，做特工管理工作，还是内政管理，毛文龙都做的非常出色。
    韦宝自问自己若是没有金手指，没有镇远舰，光是作为一个穿越巨投身到毛文龙身上的话，绝不会比毛文龙做的好多少。
    一点点可怜的后勤补给，别说几十万人跟随，就是养一两万人都很费劲，朝鲜完全没有用处，建奴追着打不停，就是后世的革命根据地也没有毛文龙这时候这么困难！
    “呵呵，我怎么会当真？”毛文龙冷酷的笑了笑。
    韦宝叹口气道：“毛将军，我劝你该多从自身的发展想想，将来若有人要杀你，也只会是因为你有求于人的时候，自身足够强大，让别人求着你，便不用担心被人杀了。换句话说，谁当蓟辽总督，只要是京城官场和辽西辽东当地将门利益结合体的代言人，都会对你起杀心，因为你的存在，将大幅减少他们赚银子的数目！”
    毛文龙闻言，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是啊，谁用得着我的时候，都恨不得我立时和建奴拼死！但是用不着我的时候，恨不得我们东江军都是吃草的牦牛！一分银子，一粒粮草也不肯拿出来！这世道！”
    “毛将军，只要你信得过我，以后你的后勤将不再成问题！我韦宝一个人就能包了，但我韦宝有事，也希望毛将军能鼎力相助，至少不要做落井下石的事情！”韦宝趁机打感情牌。
    毛文龙目光深邃的看向韦宝：“韦公子，修饰的话我就不说了！你若信得过我毛文龙的为人，我不敢说自己是完人，是圣人，我也贪心，世上没有人不贪心，但我从来不负朋友！”
    “多谢毛文龙能将我韦宝当朋友。”韦宝感激道。
    “你今天能与我合作，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毛文龙举起酒杯，向韦宝敬酒。
    韦宝也恭恭敬敬的斟满一杯酒，与毛文龙文绉绉的对饮。
    袁崇焕见毛文龙似乎不再像刚才杀气那般重，急忙岔开话题：“韦公子，刚才那些话，你可千万不能到外面去说啊？这说出去，真的会害死人的！”
    韦宝笑道：“我刚才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说啊，袁大人不必太紧张，不过，以你的才智，你的胆识，以你的性情，在官场大有作为，飞黄腾达，的确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只盼着你高升之后，不要忘记咱们今日曾经一道喝酒的交情便好。”
    “不会不会！我不是那种人。”袁崇焕松了口气，对韦宝赔笑，又向毛文龙笑着敬酒：“毛将军，你千万别将刚才韦公子说的话当真啊？”
    “刚才韦公子说什么了？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啊！”毛文龙冷笑道：“若是我信了韦公子的话，我可能就只有四五年的活头了，以后每天岂不都要糟心死？袁大人，你现在的权势，别说杀我，与我一道饮酒，也要我肯才行，等你哪天真的到了有能力杀我的时候，我才会提防！你现在不必这么紧张！”
    “是是，不过，不会有那一天的。”袁崇焕急忙陪笑，擦了擦冷汗，又故意岔开话题问韦宝：“韦公子是如何看待当初王在晋大人提出的全线退守关内的话？这与我们孙督师大人决战关外，一城一地与建奴争夺，限制建奴的策略是背道而驰的。”
    “不错，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话题！”毛文龙赞同道：“几年下来，这个话题每逢与建奴交战啊，都会被人拿出来说。即便大家不在台面上说，也会私下里说。”
    韦宝点点头，对于王在晋的事情，也略知一二。
    王在晋，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进督河道，泰昌时（1620年）迁兵部左侍郎。
    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今辽宁北镇）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
    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兵部尚书张鹤鸣为视师辽东复命时说：“自辽患以来，经略死难系狱，累累匪一今日经略，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但秉正不阿，人醉独醒，独臣于在晋两人耳，在晋不足惜，如辽事何，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此臣不顾嫌疑，不顾仇害，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对王推崇备至。
    蓟辽总督王象乾建议王在晋：“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于是，在晋以“抚虏、堵隘”守山海关的方略，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
    他认为，“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山海一关不过通夷贡夷之道，严远戍之防有两河为保障，何夷虏之足忧。而今且以为冲边绝塞，此岂有形之天堑，成不拔之金汤者哉。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博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
    “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核道、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他发现山海关关城本身存在重大的隐患，建议修重城，重城修好以后，山海关关城才真正能成为雄关天险，极具战略目光。
    朝廷发帑金20万两。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修筑到二百里之外的宁远，但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八里铺重城停工，而为了“提掇道将之精神”（改善精神面貌），因此要到200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大力扩军备战（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采纳左通政袁可立“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的建议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
    孙承宗的关锦防线很厉害，可是后来的关宁铁骑似乎也并没有多少拿的出手的战绩，大凌河之战、松锦大战什么的，明军全败了，而且关宁铁骑里有一些将领不听指挥，还有一些将领意志不坚定，撑不住就投降，结合起来看，孙承宗的战略能算成功吗？王在晋的主张是不是更合适一点？
    “主要看大明的财政状况吧。”韦宝轻松道：“王在晋的策略比较实事求是，考虑到了财政问题和军队战斗力低下。孙督师大人的策略符合政治正确，朝廷听了会高兴。考虑到大明的国情，这个话不好说。弃辽守关，王兵部只怕会被爱国的人视为卖国贼！孙阁部也是废尽心血，戳力王事，赖何南辕北辙。可能孙督师大人的提案可能虽不符合明朝整体利益，但很可能符合可以接触征收分配到辽饷的人的利益，也让关宁军得到了更多的朝廷的转移支付。王兵部应该庆幸他的想法没有被采纳，否则他的下场不会好。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人借此攻击他一番。不要总想权谋，还要看地缘环境。听王在晋收缩进山海关的话，辽东的土地城市还有百姓怎么办？建州女真他们是渔猎农耕民族，留那么多地和人，努尔哈赤皇太极他们做梦都能笑醒吧？所以应该把人都迁进来啊，可是，这得多大的工程？大明朝廷若是有把几百万辽民迁进来安排好的财力，顺道毁掉辽东所有军事据点的兵力，有这些东西的话早几百年灭了后金了。哪里还用这么费事？”
    袁崇焕和毛文龙闻言，不约而同的互相看了一眼，原本觉得韦宝厉害，但也只是正常人的水平，现在他们是真的墙都不服，就扶韦宝了。
    韦宝居然可以一个人分别扮成两个人，自言自语？反正正话反话都让韦宝说尽了。
    “那韦公子，我们朝廷的财政状况，现在到底怎么样？到底是全面出击，各地坚守，困死建奴的方略合适，还是王在晋全面退守，据守山海关以逸待劳的方略合适呢？”袁崇焕问道。
    “我觉得，关键不是哪种合适不合适，而是根本无从选择！”韦宝答道：“不怕说句犯忌讳的话，现在的大明朝哪还有辽东啊，广宁丢失后，锦州以北早在后金的控制中了，明军能勉强控制的地区只有狭窄的辽西走廊了，而辽西走廊在军事上是死地，无论对明还是对金，都不适合长期驻军，所以后金对辽西的军事作战每次都是拔点抢东西而不是占领。不收缩等着被后金隔段时间就来收割呗。现在其实已经退无可退！大明即便缺银子，缺的也绝不是这么一点点银子，关外的问题，看着好像是在关外，其实都在关内！朝廷稍稍经济状况好转一点点，建奴立马都得逃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毛文龙听后大喜：“总算是有个明白人了。”不由的鼓掌为韦宝赞同：“真喜欢听韦公子说话，只有韦公子一个人的话能说到老夫心坎里去，跟老夫想的一模一样！”
    韦宝呵呵一笑，这是很简单的认识吧？没有想到毛文龙这么激动。
    其实全世界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只有一本书认为王在晋在山海关重城的策略不是错误的，那就是王在晋自己写的《三朝辽事实录》。
    而且，王在晋自己也不明确当时谁对谁错，而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抬杠，借孙承宗的奏疏让人误以为孙承宗对他无法接话。完全是文字游戏。
    纵观全书，给人感觉，那应该是孙承宗错了吧。
    网络黑袁崇焕之风盛行之后，袁黑们意犹未尽，就把这事情拎出来。
    因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袁崇焕一开始就激烈反对过王在晋！
    这问题本来就是因袁崇焕而起，他与孙承宗观点相同，并最后成为弃建八里铺重关，改守宁远的倡导者、支持者及主要实施者。
    只要有人说袁崇焕对的，网络上就有人站出反对，杜撰臆测，写了《明冤》、《奏折上的晚明》这些书。
    生生创造出孙承宗、袁崇焕出错的观点，并使之成为流行。
    其史料出处，就是这一本《三朝辽事实录》。
    在明代，“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
    《明史·职官制一》从来就没有“奏折”、“折子”这一类的说法，那是清朝的习惯，书名就纯粹是清宫戏看多了的产物。
    这类书的读者，有些人心中的辫子剪不断，却常常骂别人是满遗，是鞑子。
    究其实，《三朝辽事实录》也不是一本书，是言论横行之时发酵的一本自我标榜的东西。
    明末清初那个时候，言论毫无限制，什么刊物只要你肯出钱，都可以付梓面市。
    书中以万、泰、天三朝的辽事为基础，大谈自己如何如何怀才不遇，策略如何如何正确，孙承宗怎么怎么有贪污的嫌疑，孙、袁主张的辽人守辽土，最后怎么样，也不行了吧。如此等等。大多是个人之偏见，外加玩弄文字把戏。
    关于在山海关修建八里铺重城与孙承宗的争论，这个事情是王在晋生平最出丑的事件之一，当然不能不提。不外乎又玩文字游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如果王在晋真的有道理，怎么最后是他被赶去南京兵部。而孙承宗代首辅叶向高出镇行边，督师辽东？
    此事前有朝会，后有奏疏详细说明，是整个一系列的国家决策。
    当时的时局，就算有部分朝臣是懵逼不懂，难道以叶向高为首的大臣们，是好蒙骗的小孩子吗？明摆着，王在晋就是错的。
    孙公死难，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十一月十日。清太宗兵破高阳，公以故相家居，阖门死义，子孙及兄弟之子若孙，力战骂贼，不屈而从死者至十八人。当时岂不震动天下？
    凡有人心，孰不知哀之敬之？在晋为此书，其序跋正在戊寅、己卯之间。申用懋一序，纪戊寅秋日，在晋自序，纪戊寅冬季；其子会苾一跋，纪己卯上巳；盖刊行在高阳惨闻播之后。以人情论，对高阳纵有私憾，亦何忍遽谤书於元老甫经遭难之日？幸而在晋小人，只知恩怨，不知义理。一面造谤，一面又直供蓄怨之来由，恶直丑正，肺肝如见。——孟森《〈三朝辽事实录〉评》
    大史家谢国桢搜尽明末清初史籍上千本，摘其目录索引，著成《晚明史籍考》一书。包融了很多甚至记载有明显错误的史籍，只要有一点史料价值，都名列其中，却偏偏没有这本《三朝辽事实录》。无非就是认为，此书所言所写，其实太过扯淡，毫无价值可言。
    孟森对此书的评价更是刺骨，孙承宗在世的时候，你不敢黑他，到他死了你各种毁谤，王在晋简直无耻。
    后世的网络上，有些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观点正确，不惜深挖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另加以脑补臆测，杜撰各种情节。把这本书奉为史料经典，拿这种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史料”，这逼格也装得也是够高。
    谢国桢先生在《清开国史料》有收录《三朝辽事实录》，并有专门的评语。（王在晋）明初经略辽东，与蓟督王象乾专主款蒙古，守关门而弃关外。欲于关外八里筑重城，坚守御，其计颇左。唯是书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启丁卯十二月，叙事溯源详流。首总略，次编年及奏议，十余年之事，记载綦详，裒然巨帙，为治辽事者所必参考之书也。
    以此看来，说谢老认为此书毫无史料价值，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谢老认为的史料价值，应该这样说，在明清易代之际，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史实记载最不较真的时期。什么人都可以写史，什么人都觉得自己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写的观点是对的。
    以至于很多史料互相传抄，好几本书对一件事情同样的记载，犹不可信。
    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史料，要有辨析的看。谢老所说的价值，是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辽事起（萨尔浒），到天启七年十二月这个期间，整个的辽事都有记载。
    因为在明末的史料中，经常是一件事情只是几句话就带过去，很难得象这样有顺序的叙述下来，其价值就在于“十余年之事，记载甚详”。但是，不等于有记载，就一定是对的。
    以王在晋的风格，常常在事实上，玩很多文字游戏，以夸大自己的功劳，贬低对手（主要是孙承宗）。
    举一个例子，修八里铺这事情的奏疏上：王在晋题：『臣因严关墙低土薄，旧边止三丈二三尺，今加高至四丈，土帮止八九尺，今填阔至二丈二三尺。墙则砖灰坚砌，土则夯杵并加，虽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錾濠，濠外掘品字沟，沟中下暗签，沟外间一摆空营，众工毕举，窃意计期可成，又于八里铺筑新边，已完土墙二百余丈，臣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三朝辽事实录》。
    按照王在晋的说法：一丈三米，一里495米，一里差不多165丈。（明代的度量衡甚至如此）一千八百丈未修，就是十几里未修，旧城一共才二十里，也就是三千三百丈，他修了一千五，一半都不到。已完土墙二百余丈，三十七里新城，不过完成一里多。
    而且，以上还都是土墙，修城肯定不是只用土堆一下就了事的，至少得有砖。请了九十三万两银子，蹦哒半天就这点工程出来。而且，这还是王在晋自己说的完成量，恐怕还得挤点水分出来才对。
    但是，他就敢说城墙“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他自己则“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象这样不尽不实的语句，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几乎比比皆是。
    明朝自萨尔浒兵败以后，关外岌岌可危，朝廷将熊廷弼提拔为辽东经略。
    走马上任之时，也是关外抚顺、清河、铁岭等重镇沦陷之际。可是他干不久，又被罢官了，接任的是袁应泰。袁应泰觉得辽东兵力还很多，完全可以跟努尔哈赤大干一场。所以深沟高壑，竖壁清野，结果干下来，继续丢了辽阳，丢了沈阳。
    看来看去，明廷觉得，还是熊廷弼能打，他又成了辽东经略，同时派了一个辽东巡抚王化贞。
    熊廷弼认为跟努尔哈赤不能马上开战，应该守而后战，站稳脚根再开战。而且，要打，也是要求蒙古、朝鲜加上明朝自己的三方兵力一起发动，也就是“三方布置”策。
    王化贞呢？他的座师是首辅叶向高，跟前面的袁应泰以及明朝大部分官员一样，迷之自信，声称对后金完全可以“一举荡平”之。
    巡抚这个职务，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是逐步演变成军、政、民务啥都可以管。能廷弼的经略也不过是啥都可以管，明朝在辽东的经抚权力严重重合。
    王化贞在广宁前线，关外主力重兵都在他手里，他不认可什么三方布置，不听你的。熊廷弼对此毫无办法，只能任由王化贞去荡平，最后荡平的结果，当然是王化贞败的很难看，整个广宁重镇都丢了，率残兵逃回。熊廷弼率亲属五千兵接应，退回山海关。
    接下来的问题是辽东经略的人选，本来是解经邦，解经邦不敢去，被罢官削籍。
    接着轮到了王在晋，王在晋也不敢去，苦苦推辞，那罢官和经略你选一个，没办法，最后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时候王在晋跟满朝大臣又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成迷之不自信，认为关外必不可守。
    那要守哪里呢？当然是山海关。
    王在晋提议，修建八里铺重关，就是在山海关外，离关八里的一个地方再建一道关隘。变成两重重关，两层乌龟壳，这样似乎更保险。
    这时候，从福建邵武县令进京述职转，并迁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袁崇焕，一个人跑到山海关巡查了一次，扬言“与我兵马钱谷，我一人独守此”。勇气可嘉，王在晋提拔为永平兵备道，协助他修城。
    刚开始修了不久，袁崇焕觉得不对呀，关外奴尔哈赤根本没有能力一下子占领大片领土，继续推进。十三山的难民还在锦州附近坚持抵抗呢，朝廷完全可以把战线往前推进，直接修守远筑城，战局更加主动。所以就提出反对意见，甚至绕过上司王在晋，把这个意见直接写信给首辅叶向高。
    叶向高对此也很重视，这才有了孙承宗当朝受命，替叶向高阅关。
    所谓争论，其实是孙承宗到了关上，质问王在晋几个问题。孙承宗：你说在关外再筑新关，那新的关隘是山海关分兵驻守，还是另外征兵呢？王在晋：另外征兵四万，驻守新关。
    孙承宗：那就是新城旧城不到八里的距离内有八万兵，而且还有一片石西北也要设兵。
    那两城中间的空地怎么处置呢？王在晋：埋设地雷，防止前城兵溃。
    孙承宗：新旧两城中间埋了地雷，那是为了阻挡敌人还是给新城的兵准备的呢？
    如果新的城可以守住，那还用旧城干嘛？如果新城守不住，那这些守兵退回到旧城城下，你是开关把他们放进旧城呢，还是闭关守城，放弃这些士兵呢？王在晋：我在新城内又建了三座山寨，可以为新城的兵退守计。
    孙承宗：仗还没打，你就建了三座山寨，准备让他们撤，那不是让他们撤吗？如果撤下来，溃兵可以进，敌兵就不能进么？也不想恢复领土，而是划地而守，照你这么个玩法，山海关还有宁日吗？王在晋：…………这一次质问（争论）的最后，是王在晋没有任何语言可以组织应答。
    然后，是朝廷议论守哪里好，阎鸣泰主张守觉岛，袁崇焕主张守宁远，王在晋及其它人主张守广宁中前所（宁前）。
    最后，孙承宗是采纳了袁崇焕的主张。这个过程很简单，王在晋对可能出现的战局形势根本毫无预案，被孙承宗几句话问得哑口无言。
    看看王在晋自己怎么说的：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人设。且北山南水，既无为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人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
    经臣曰：于山建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之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三朝辽事实录》。
    如果没有对照，王在晋完全把最后孙承宗否定他设三道关的质问省略，变成了孙承宗对他这个方案没有任何回应。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
    经臣言：边兵之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厉其必死之气。臣无以应。——《孙承宗集·以守修战疏》。
    孙承宗的意思显然对王在晋没话可说。而王在晋却把“臣无以应”这几个字提到前面去了，变成孙承宗无法回答了。这当然不是事实。
    很明显，孙承宗怼王在晋的话，最后关于溃兵的问题，王在晋是不会写进自己的书里的。
    相反，《明史》等书记载的不是“无以应”原文，而是“在晋无以难”反而更加体现史实。整本书太多歪曲手段了，孟森评之曰：“其拉杂挂漏，非为详当时之事变计，乃其自为攘功掩罪计。”可谓精到，对古人毫不留情面。
    哪一种方案对，守八里铺还是守宁远？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领土主权、军事策略、筑城费用。1、领土主权首先，明朝比起今天，的确没那么迫切的领土主权的诉求，但这不等于领土主权不重要。是战争服从于领土诉求，还是领土主权服从战争胜负？关外被后金一步一步的蚕食，才使得奴尔哈赤不断的壮大。宁远离山海关，再怎么说也还有二百里的江山，从后来袁崇焕可以从容筑城，再后来赵率教在锦州屯田，奴尔哈赤当时根本没有能力进击至辽河以西。打都没打，就放弃领土，把自己躲在两重关隘之后，这是哪门子的军事策略？2、军事策略建八里铺重关的争议，根本不是主攻还是主守的问题，而是明朝此时的形势一定要守，是守宁远还是守山海关的问题。我建议网络军事家们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关宁锦防线，是辽西的一条走廊，北面大片是山地，根本无法行军，南面是海。后金如何推进到山海关，沿线四百里的补给成为问题。反观明朝，则可以很好的解决。因为明朝有水师，登莱水师可以把山东、天津的补给从海路运输至觉华岛，至辽河，进而补给锦州大凌河一带据点。为什么选宁远，就是因为存在觉华岛这个依托，可以互为犄角，退可守，进可攻。
    修筑费用从实际筑城的费用来看，王在晋的策略也是劳民伤财。
    对比一下重关和宁远的费用：王在晋的八里铺重关真的省钱么？
    王在晋的提议，八里铺重关是：“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余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
    对比一下后来用王在晋修八里铺重关剩下的钱修的宁远城，其“城壁外用青砖，内用石块砌成。南北长826米，东西宽804米，顶宽5米，底宽6.5米，高10米，周长3260米。”
    后来袁崇焕重修：“三年九月，崇焕至，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使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工成，遂屹然为关外一重镇。”
    修一条长度是宁远城大约五倍的重关，且问钱省到哪里去？
    那守兵呢，是不是比原来更省，也不是。
    孙承宗当时恰恰有问起这个问题，王在晋说同另外再征召四万兵，也就是原来的兵饷并没有减，要额外增加这四万兵的费用。
    且不说这四万新兵是否可战，且问这又哪里来的省钱？
    另外再增加四万的兵，原来的兵还是原来的兵并没有增减，能省钱么？
    因为筑了宁远城，所以后来形成了关宁锦防线。
    因为关宁锦防线要花钱，所以明朝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因为明朝被关宁锦拖累，所以无力剿匪，最后导致灭亡。
    孙承宗袁崇焕之流，实在也是做了很多浪费无能的事情。大概这些人的想法，一看到筑城，就马上工程承包，豆腐渣工程之类的想法跃然而上，以为筑城象现在这样的基础建设，要花很多很多钱。
    实际上，筑城在当时主要是靠劳力，而劳力主要来自于班军。
    明代中后期，京军颓败以后，就从山东河南等地调军拱卫京师，分春秋两班，是为班军。班军到了京城，也无事可干，就大量的被调去修陵寝，修城防。
    到了辽事起，又大量调去修防御工事。
    甚至到了高第上任的时候，朝廷有人建议调四万班军入关修陵，高第不同意，坚持八万班军都部署在关外继续修建。
    因为是调地方的军队，粮饷由地方供应，朝廷只负责发放盐菜银（一种补贴），普通是每月三钱（差不多工匠的工钱），最多的时候九钱。一句话，就是省钱。
    之所以花钱，是因为关宁锦防线不仅可以防守，还可以进攻。
    明朝一心想着收复辽东失地，要复辽，就要征兵，征全国四方的强兵，甚至从广西、福建等边远的地区征调。
    所以征兵的成本越来越多，军事成本居高不下。
    除了征兵还要买马，还在造器械，造火器。在这个基础上，孙承宗袁崇焕给明朝留下了十五万多的关宁军。那征兵复辽就需要花钱，这钱有出处吗？有。明朝自萨尔浒以后，不久，原来征收的辽饷一下子定额就提高到520万两，也就是说，每年针对辽东，都有520万两的预算。
    王在晋筑八里重关需要多少钱？93万两。
    正经的事情不干，省下的钱准备干嘛用？以明朝的性子，这钱肯定就不知道填了哪个窟窿，最后也是败光了。
    关宁锦防线之所以花钱，那是因为征兵复辽的军费，是粮和饷需要增加，不是因为是攻是守哪种更省钱，更不是守哪里更省钱的问题。
    袁崇焕之所以会问韦宝这个问题，就是想要搞清楚韦宝的‘政治立场’！
    韦宝当然清楚袁崇焕的目的，所以模棱两可，说的滴水不漏，效果非常好。
    没有别的，只因为韦宝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这段历史，后世已经能够看的很清楚了，至少，是站在宏观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文龙又拍了拍巴掌，“韦公子说的好，我与韦公子的看法一样，就是要以现在孙督师大人的策略，困死建奴！”
    袁崇焕也点头，对于韦宝的话中表现出来的对王在晋的厌恶，而感到满意，觉得韦宝至少在政治立场上，跟自己是站在一边的！“韦公子的确说的很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坚持按照孙督师大人的策略去做！”
    韦宝呵呵一笑，看了看刚才还杀气腾腾的毛文龙，又看了看转而轻松愉快了的袁崇焕，暗忖，人和人之间，其实还是很容易找到共同点，找到让彼此开心的事情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