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
    离帝国的都城最近的码头，主要给南方过来的漕运粮船、运兵船停泊。
    普通的客船与商船，都须在几十里外的张家湾码头下客下货，人与货再通过车马拉进北京城。
    董其昌与郑海珠所雇的船，因为有朝廷的勘合，来头大，便享有了漕船的特权，直接驶到通州燃灯塔附近停靠，令众人可以少受五十里的尘土与颠簸。
    下船时正值晌午，大家安眠一夜，精神不错。
    董其昌主动问道：“郑姑娘，这通州的燃灯塔，与杭州六和塔、扬州文峰塔、临清舍利塔，合称运河四塔，郑姑娘要不要去看看？”
    郑海珠知道董其昌笃信佛教，去了必要捐不老少钱，买个风铃挂在塔上。
    她若同去，作为晚辈，不助兴凑捐，不大礼貌。但以她这样哪家神仙都不拜、要爱只爱凡间英贤与苍生的性子，可舍不得把养兵养农的白花花银子，换个破铜铃，吊在塔尖上听个响儿。
    更舍不得浪费时辰在看庙上，此地离后世的天安门一带起码五十里，进城后再出来，麻烦死了。不如趁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京城外围的民情气象。
    郑海珠遂推辞道：“董公与庭少爷去礼佛吧，我往周遭瞧瞧，那田间的水车，瞅着劲大，咱去学学。”
    董其昌的孙子董庭心细，早打听过北方闹流民厉害，他又对当年青皮流氓围困董宅记忆犹新，忙道：“我分个家丁出来，护着郑夫人。”
    郑海珠冲他点头致谢：“多承庭少爷关切，李大牛身手不错，花二也在崇明学了点功夫，有他两个跟着，我们也不去古怪之处，不打紧。一个时辰后，还是此处会合。”
    郑海珠经历了被女真人绑架之事后，不敢过于托大，此回进京，将李大牛带着做保镖，同时也是让他实地走走看看，在北京设两个点，一是以她安远夫人的身份出面，定个小宅院，类似郑家驻京办事机构，二是寻处商铺，作为濠明商社在京城的收放货机构，暗中则是情报站，乃兖州情报总站的往北延伸。
    一同跟来北京的，还有辽民少女花二。花二本来，随着宋应星出差，从崇明到兖州煤矿琢磨制造抽水机。
    这小姑娘如今比她哥哥见的世面还大，心思迅速老成，听说郑夫人要远赴京城，坚持来做随从，护卫夫人安全，照顾起居也方便些。
    当下董、郑两边暂时别过，分道而往。
    郑海珠穿越来后，并非头一回进京。
    抚顺保卫战和明荷海战后，朝廷宣她来领六品敕命。她急着回江南运作移民崇明岛事宜，在兵部拜见了已升作堂官的张铨，拿到告身，便匆匆离京了。
    驻留的日子虽短，郑海珠却记得，京畿一带的土地，除了皇庄以外，被大量抛荒。她回到松江后，还特意请教过黄尊素。
    彼时，黄尊素颇为忿忿地告诉她，永乐南都北迁，曾大量招募民众来京，种植粮食。北京城附近本就不缺水，当年在朝廷的鼓励下，京郊开出不少水田来，海淀、通县、良乡，甚至城内的积水潭，都有大片稻田。旱种粮食里，小麦、高粱、大豆亦丰产，蔬菜瓜果更是不缺。
    然而，随着定都，在靖难之役里捞足了政治资本的官员勋贵大量涌入京城，朱家宗室成员更是繁殖惊人。这些特权群体，大量占地，变民田为庄田，先是种棉花，现在又种烟草，获利丰厚。至于粮食，左右这些贵族和官员家产万贯，可以高价购买南粮。同时，沉重税赋集中到逐渐缩减的民田种植者头上，逼得他们不得不抛下土地，成为逃户流民。
    不料，今日所见，今非昔比。站在通州的桥上远眺，四面田野金黄成片，映着晴朗的蓝天，丰美景色叫人欢悦。
    只两年时间，变化这么大，郑海珠根据古今不变的道理推测，应是主管京畿农事的官员，换了。
    她转过头，恰见到花二在舔舐干枯起皮的嘴唇。
    “走，先去吃碗茶汤。不管是辽东山东，还是我们江南，都见不着的点心。”
    通州是大码头，河边酒馆饭棚挤挤挨挨，热闹得很。
    郑海珠寻了一家门口摆着大铜壶、里头还设了说书案几的，带着花二与李大牛进去坐了。
    花二头回来北京，瞪着一对大眼睛，看什么都新鲜。只见铺子里的伙计两腿岔开蹲个结实的马步，左手端稳了大碗，右手扶住铜壶，猛地一抖，一股细流直冲碗中，不过几息工夫，伙计还要将碗转过圈儿，让里头的高粱面接水均匀，须臾间被完全烫熟。
    这种事先在碗中备好高粱糜子和红糖果脯松仁核桃，以沸水烫泡的方式，犹如冲茶，所以被称作“茶汤”。
    花二心道，乖乖，都是靠手上功夫吃饭，不管是赶骡车，还是跟着宋先生做木机，哪里有这冲茶汤的活计难。那滚烫的水柱若稍稍偏一寸，不就烫到手了么。
    她和李大牛的对面，郑海珠则将注意力放在说书先生那处。
    明代的北京话，其实论发音，已经比较接近现代京剧的念白，在松江熟悉徽州商人说话和昆曲发音的郑海珠，此前去兵部领敕命，听张铨下属们说话时并不吃力。
    但说书先生又不同，市井中人，夹杂了诸多北地俚语，外来人辨别起来，自然费力些。
    郑海珠听出头绪后，不免有些吃惊，向边上一桌问道：“大哥，先生说的是传国玉玺？”
    那被问的食客长衫整洁，腰间一块刻着姓氏的牌子，应是码头货行的牙人。
    这一行用后世的话说，个个都是社交牛人，再遇上礼貌问事的小妇人，顿时滔滔不绝起来，讲得比说书先生还卖力，将传国玉玺当年被太祖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来、建文帝靖难之役中带着远遁、如今又出现在中原大地，囫囵着说了一遍。
    郑海珠对什么玉玺一出、蝗虫避退之类的瞎扯毫无兴趣，只是纳闷，靖难之役都过去多少年了，怎么又忽然成了说书的题材。
    在松江，士子们虽也会议论当年建文帝削藩的对错，但并不涉及玉玺再现这种神叨叨的消息。
    民间传播造神之讯，如后世的舆情，多数是有人授意。
    前头说书先生收了尾，匆匆去赶下一个场子。郑海珠便将另一桩疑惑拿出来，请教牙人，京南怎地忽然水稻丰收的景象。
    牙人脑袋灵光，一听就笑道：“大姐上回来，是两年前吧？去岁初，朝廷让左御史管咱京郊的农事。他是南方人，懂水稻，把这个渠塘那个闸坝的修建起来，还免两税、发耕牛，从河北招人来种地。”
    “左御史？”郑海珠心道，应该就是左光斗。
    算算时间，不是他还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