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这是南朝隐士陶弘景对齐高帝萧道成劝谏他弃隐出仕的书信的答诗。其诗简洁淡泊，浑然天成，有行云流水之妙。
    隐士及隐逸传统，是中国古老而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作为中国儒道文化源头的经典易经，其六十四卦中，专门有一卦曰“遯”（通“遁”）卦。遁者，退避、隐遁也。其卦象为天下有山，意为当时局不利、小人得志时，君子可以到山中隐居，修身养性，以期将来更好地用世、服务社会。因为君子采取了退避的策略，不与小人结仇，无需造恶业而保持了人格尊严，同时又以其高洁的操守、高深的道德修证，而对天下产生着深远的精神影响，故彖辞曰：“遁之时义大矣哉！”
    历代记录隐士事迹的书也有一些，比如高士传、隐逸传等。2002年，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一书，将隐士与隐逸传统重新带入了当代中国人的视野。由于现代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吞噬，以及商业社会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给当代中国人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和心灵伤害，而作为渺小的个体，只能被滚滚的时代大潮裹挟而去而无力反抗、无处逃避，于是空谷幽兰出人意料地成为一本非小说类的畅销书，书中所描写的终南山和山中的修道人，也成为读者心目中的一方净土，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精神家园。
    空谷幽兰之后，有西安人名张剑峰者，弃职入终南山寻访隐士，时间长达三年，写成了寻访终南一书。此后并创办了问道杂志，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迄今已有数年，影响日益扩大。
    岭上多白云，则是被称为“终南名士”的当代隐士南山如济先生的散文集。据说如济先生在世间有很好的工作，但因有“林泉膏肓之疾”遂弃官隐居，被张剑峰先生称为当代陶渊明。在本书中，如济先生与我们分享了他在终南山的两座茅棚“如济居”和“千竹庵”的日常生活场景，其中自然不乏风雅之事：对清风明月饮茶，以杏花蓓蕾入茶，以荷花瓣盛茶，听潇潇春雨，弹琴吹箫，泼墨挥毫，烹雪敲冰，临风赏月，歌咏长啸得尽人间清趣。
    不过在文士清雅之外，如济先生的笔下还有朴实的一面，他没有回避山居生活的清苦和简陋—“几间歪歪斜斜的茅草房，几个节衣缩食的住山人，一屋子呛人的烟火气”挑水劈柴，烧火煨炕，种菜做饭，日常生活的一切，都得自己动手料理。如果没有乡村生活的功底，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很多想隐居的人的美好梦想化为泡影更不要说，有时还有点儿小小的烦恼：山居只能用与山民一样简陋的东西，否则你不在家的时候，茅棚就有可能被梁上君子光顾，稍好一点儿的东西，会被一扫而空。在这一点上，如济先生很旷达，他把自己丢的东西当成布施给对方了，反正对方偷走了也是要用的。他学会把山民遗弃的盆盆罐罐略加修整，而成为山居茶器，并从中得到了茶道的节俭和朴拙之趣。
    如果上面所说的两点你都能承受，那么还有山居生活的孤独和寂寞需要面对。在文人雅行之外，如济先生还读经、坐禅、经行、念佛，归心净土，一意求生极乐世界。这是山居的正道，也是山居的根基。弘一大师说，人的追求始而文学，继而艺术，再而哲学，终而宗教。如果不以修道为目标和生活内容，并且从中汲取营养，从而得到真实的喜悦和乐趣的话，那么山居生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终将难以为继—因为他们无以安心，势将落入枯寂和无记空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能像如济先生那样有条件隐居于终南山的，毕竟是少数人，对我等大部分凡夫俗子来说，只能是望而叹羡了。不过，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坚持和觉照力，也可以在滚滚红尘当中隐居，那就是，笔者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理念—“家是寺庙，心是道场，生活是大禅师”如果能在此中时时砥砺，终有一天能见到我们生命深处最重要的那位隐士—自性。如能见到自性，则随所居处，皆是终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