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王朝的扩张：虽远必诛 作者:醉罢君山
大汉王朝的扩张：虽远必诛__86
营扎寨，挖掘壕沟，构筑防御工事，这里距离羌人大本营仅有一里之遥。田晏得手之后，段颎再派司马张恺领三千人，从东面攀登，这次行踪败露，羌人立即加强戒备，结果发现了田晏、夏育的潜伏兵团。
羌人立即投入战斗，涉过山间小河，向田晏、夏育的部队直扑过来。段颎马上率领自己的留守部队发动攻击，田晏、夏育从山谷西侧，张恺则从东侧钳击羌军。羌军大败，此时段颎所构建的封锁线起到作用，因为封锁线势必会迟滞羌人撤逃的速度，于是羌人漫无目的地向深山穷谷中溃逃，这正中了段颎的计谋。
段颎根本就不想让这些羌人有活路，战争最后成为一场屠杀，羌人剩余的一万九千人，全部被杀。只有一批东羌人活了下来，那就是东汉朝廷派冯禅前往招抚东羌时，有四千东羌人向冯禅投降，最后被安置在安定、汉阳、陇西。
从所具备的军事能力来看，段颎无疑是东汉时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他有领导力，有责任感，敢担当重任，在管理军队及行军作战上，段颎均有高人一等的本领，他是一个以身作责，身先士卒的统帅，所以他的士兵们在他的感染之下，无不奋勇。段颎在东汉诸将中，凶悍是其最典型的风格，吃苦耐劳、顽强的意志是其取胜的根本，杰出的军事天才则是其百战百胜的保障。
在平东羌之战中，羌军被杀达三万八千人，而汉军的阵亡人数仅仅是四百余人，在冷兵器作战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战绩。然而段颎在汉代名将中知名度并不算太高，这是有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段颎一直被认为人品有些问题，因为他在朝中巴结宦官，东汉是一个极重个人气节的时代，士人君子与宦官集是势同水火，段颎在这点上便遭时人的非议，更糟糕的是，段颎还在党锢之乱中充当打手，逮捕了一千多名太学生，这成为他的一个污点；另外，段颎在平羌战争，他所采取的高压铁血政策遭到很多非议，包括同时代的名将张奂以及皇甫规等人。
羌战是东汉时代持续时间最久的战争，其背景之复杂，前文已经有述，到了段颎采取高压铁血政策镇压之后，东汉一百多年的羌乱方才比较平静，在段颎平羌之后十五年，西羌又发生战乱，但那时已经是黄巾起事，天下大乱的局面，羌人起事更多是受到中原战乱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段颎乃是东汉羌乱的终结者。
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羌战，给东汉帝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极大削弱国家的实力，成为东汉最大的祸患。平心而论，羌在实力与威胁上均远不如西汉时代的匈奴，可是造成的后果却更为严重。羌战的严重后果，其一是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财力，107～118年大羌乱时期，政府共耗费二百四十亿钱；之后，马贤征讨羌乱十余年间，又耗八十亿钱；而段颎仅在平定东羌一役中，便又耗费四十四亿钱的费用；其余时间段的耗费还不统计在内，这时还不包括羌战对凉州、并州、三辅、益州等地巨大的经济破坏。战争使得边关人民数以万计地死于战火，生灵荼炭，民不聊生。其二，羌战大大削弱东汉的国防力量；东汉奉行“以夷制夷”的政策，过多地使用羌胡军队作为战争的主力，而羌战的接连不断，又使得南匈奴、乌桓、鲜卑等族乘东汉困顿之机，不段地在北方兴风作浪，虽然东汉的军事力量仍然足以应对周围蛮族的叛乱，但是相较于西汉时代，已显英雄气短了。
从史书的大量记载来看，羌人不断激变的最根本原因，乃是汉边吏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不仅是羌人，也包括边郡汉百姓，也深受恶吏之苦。羌战爆发后，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作为蛮族的羌人，其作战方式是破坏性的，野蛮的，我们在史料中常看到羌人大量虏掠汉民，这无疑激化民族间的矛盾。皇甫规试图以整饬边羌人区吏治下手，断绝羌战根源，这无疑是富有远见的，但是在一个帝国中枢都紊乱不堪的时代，皇甫规的设想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最的段颎以暴制暴，以野蛮对付野蛮的政策便占据上风。这场旷日持久的羌战，对汉、羌都是深重的灾难，即便最后艰难地打赢了这场战争，汉帝国离最后的谢幕时间也时日不多了。
【三、紊乱的中枢】
东汉皇帝大多比较短命，在专制时代，每一任皇帝的死，都是一次政治博奕的开端，尤其是在短命皇帝的死，因为继承人大多年幼，年纪轻轻的皇太后为了权力的安全，必然大力提拔自己兄弟一系家族的地位，如此大权便旁落在外戚手中，而随着皇帝的年长，不甘心大权旁落又必然依托宦官集团，向外戚集团开刀。在权力的诱惑面前，无论是皇帝还是外戚或是宦官，集体陷入无休止的斗争漩涡之中，成为东汉政治解不开的死结。
公元88年，东汉第三任皇帝章帝去世，年仅三十一岁，刘肇（汉和帝）继任时只有十岁，权力落入窦太后为首的窦氏外戚之手。但是勇气过人的刘肇在十四岁那年，在宦官郑众的协助下，竟然铲除窦宪一族，这是皇帝、外戚、宦官权力纠缠的开始。在汉和帝一朝，虽然宦官没有形成巨大的势力，但却破天荒地授予郑众侯爵的称号，为日后宦官地位的上升奠下基础。
汉和帝也是短命，二十七岁便死了，结果不到一周岁的刘隆立为皇帝（殇帝），不用说权力落入邓太后之手，以邓骘为首邓氏外戚开始飞黄腾达。刘隆不到两岁又死了，邓太后便立十三岁的刘祜为皇帝（安帝），十五年后，邓太后去世，邓氏外戚便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邓骘及兄弟子侄七人被迫自杀，而有功的宦官江京、李闰皆得以封侯。
东汉一朝的衰微，实始于安帝一朝。
安帝仍然逃不脱宿命，他在125年病死，时年三十二岁。他的死，使得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矛盾提前爆发。宦官孙程、王康、王国等十九人发动政变，拥济阴王刘保为皇帝（顺帝），调羽林军捕杀外戚阎显、阎景，废阎太后，事后，孙程等十九人全部封侯。东汉的皇帝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国力日益衰微也成为必然之局了。
顺帝也是一个短命的皇帝，他十一岁时被推上帝位，当了十九年的皇帝，死时三十岁。太子刘炳继位，是为汉冲帝，仅有两岁。于是梁太后临朝，成为帝国实际控制者，不过梁太后并没有邓太后的能力与魄力，因此她更倚重其兄弟大将军梁冀。
两岁的汉冲帝才过了半年便病死了，刘氏皇族的生命力都如此脆弱，是否意味着帝国的命运也是脆弱的？梁太后与梁冀另立年仅八岁的刘缵为帝，是为汉质帝。
在梁冀的眼里，自己俨然是这个国有的最高统治者，而皇帝不过只是一尊泥菩萨罢了，他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可是，有一天，泥菩萨居然开口说话了。
质帝刘缵是个聪明、有勇气的小孩子，但未能深谙人事的他还是少了谋略，这不能怪他，他只是个小孩子，有一天朝会时，刘缵在群臣面前，目光注视着梁冀，突然说了一句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话：“此跋扈将军也。”
刘缵知道自己不过是在扮演一个儡傀的角色，他想通过这一句，既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时也向群臣发出一个求援信号。可是这个过于冒失的举动，要了他的小命。
梁冀不寒而栗，此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远非帝国真正的统治者，因为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正是最大的威胁。突然他狞笑了一声：“想跟我斗，还太嫩了。”小孩子毕竟就是小孩子，你忍不住把心里话说出来，你便彻底输了。
闰六月的第一天，质帝刘缵吃下了一个饼，突然他觉得一阵腹疼难忍，他意识到些什么，急传太尉李固进见，也许他现在谁也信不过，除了忠正梗直的李固，他抓着李固的手说：“我刚才吃了一个饼，肚疼难忍，给我喝点水，或许还可以活下来。”
站在一旁的梁冀不冷不热地说：“陛下可能是想呕吐吧，那不能喝水的。”刘缵怨恨地看了梁冀一眼，两眼一翻，死了。
这一年是公元146年。
谁知知道梁冀就是谋杀质帝的主谋，但敢怒不敢言，梁冀权倾天下，他选中了十五岁的刘志作为新一任的皇帝，此为汉桓帝。
但是梁冀这样老谋深算的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汉桓帝这等昏君也有做过大快人心的事情。和平元年（150年），梁太后在临死前宣布归政于桓帝，不过为了确保梁家的利益，梁太后的妹妹成为为桓帝的皇后，继续控制桓帝。桓帝刘志知道自己是梁家的一颗棋子，但他知道忍耐，特别是质帝刘缵之死让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屈服于梁家势力。但是到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也去世了。此时梁冀执掌大权已经二十年之久了，桓帝早就一肚子的怨气，他准备向梁冀宣战。
到处是梁冀的爪牙，到哪寻找可以信任的人呢？桓帝刘志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他最亲近的宦官。于是在单超等五名宦官的协助下，刘志绝地反击，发动政变，竟然奇迹般地赢得胜利，使梁冀自杀，梁氏家族被一网打尽，其盘根错节的势力也被连根拔起。
梁冀倒行逆施、为非作歹的时间长了，一时天下无人不称快。大家希望刘志可能力挽汉帝国衰弱的危局，再度中兴腾飞。
可是外戚集团倒了，宦官集团又立起来。刘志将扫灭梁氏势力归功于单超等五名宦官，于是乎一日五侯，五名宦官全部跻身于新权力集团核心，胡作非为，不亚梁冀。
汉桓帝也逃不掉短寿的宿命，167年，刘志死时三十七岁，十二岁的刘宏被立为皇帝，是为汉灵帝。灵帝时代乃是东汉最黑暗之时代。
灵帝时期，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又一次生死搏杀。窦太后的父亲窦武既是外戚集团的人表人物，同时也是士族集团的灵魂人物，当时社会对窦武新政寄予无限的希望，此时窦武政府集中天下士人之精英，如陈蕃、李膺、杜密、尹勋等，窦武希望铲除帝国的毒瘤宦官集团，他在朝廷在最坚强的后台便是他的女儿窦太后。然而对政治血腥不太敏感的窦太后对窦武提出诛杀全体宦官的建议感到惊讶与不解，就在窦太后这一迟疑之下，宦官集团在窦武的步步紧逼之下，先下手为强了。
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劫持窦太后，矫诏发兵，结果遍地血腥，以窦武、陈蕃为首的反宦官集团被屠杀得一干二净。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宦官集团取得了完胜。
桓、灵时期，除了势不两立的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的相互屠杀之外，影响最深远便是“党锢之狱”，这是对崇尚气节，富有正义感的士人集团的重大打击，“党锢之狱”前后约二十年的时间，包括李膺、范滂等一大批名士被处死，奸佞横行，社会正义遭到空前摧残，这是东汉最黑暗的年代。
在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揭开东汉覆亡的序幕。
【四、无可奈何花落去】
汉灵帝于168～189年在位，共计二十一年，这是东汉政治最黑暗时期，首先是党锢之乱，残杀、迫害了大批的忠正之臣，使得中枢政治一塌糊涂。宦官乱政达到鼎盛，前有宦官曹节、王甫的乱政，后有赵忠、张让等十二常侍之乱，汉灵帝到处对人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可见内政败坏到何等地步。
光和元年（178年），灵帝荒唐地开始卖官鬻爵，将空缺的一半以上的职位，以高价公开出售，太守一职为二千万钱，中下级官员为四百万钱，后来甚至将三公九卿的职位也拿出来销售，而且将出售官职所得作为塞入自己的腰包中。荒唐的事还很多，热衷于商业活动的汉灵帝在181年时，又在宫中设了一条商业街，命宫女在商业街内做买卖，自己则打扮成商人的模样，玩得不亦乐乎的。
汉灵帝的荒唐与宦官乱政，导致了吏治急剧败坏。官逼民反，大动乱的时代来临。
170年，济南百姓暴动；172年，会稽爆发许生起义；176年，益州夷族起事；178年，合浦、交趾等蛮族造反；180年，苍梧、桂阳发生农民起义；到了184年，张角、张宝、张梁领导的黄巾起义终于爆发，这是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大起义之一，一时间，天下响应。
东汉政府大惊失色，遂以何进为大将军，屯兵都亭，镇守京师。在战略要地函谷、太谷、广成、伊阙、旋门、孟津、小平津、轘辕等地设八关都尉，以遏制起义军。发全军精兵，由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分别率军攻击黄巾军。骁勇善战的汉政府军仍然实力强大，只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剿灭张梁、张宝，而黄巾军的主帅张角病死，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击破，但是其余部及全国其他起义军蜂起，大动乱的局面经久不息。
正当政府军全力以赴剿杀黄巾时，西部极不稳定的凉州地区再掀波澜，湟中胡人北宫伯玉与先零羌起事，拥边章、韩遂为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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