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东奔西走，到处忙着他的生意，而徐瑨则受皇帝所命，在大兴府和天津府两地，执行了一场小规模的整肃。
    与此同时，中都大兴府里的官员们，一边忙着年末年初的繁杂事务，一边安排出征军队凯旋时的献俘庆功仪式，另外还有皇亲的迁葬、祭祀等事。这两桩事关系到国家的体面，万万轻忽不得，更是儒臣们藉以表现才干的重要途径，所以也聚集了许多人的视线。
    可惜的是，他们虽然个个抖擞精神，在宗庙、礼乐、制度等方面大显身手，要竭力展现大国的法度，述汉唐之威仪；可一整套仪式的主角，大周皇帝郭宁本人却始终留在天津府。
    皇帝还派人传话过来说：仪典务必质朴，流程也千万莫要复杂，此前的彩排，郭某人就不到场了，正式仪式举办的时候，我必到场。
    此话一出，等若杜绝了一切大操大办的可能。如果做得太过，仪式流程繁复了，使皇帝到场后举止失措为人所笑，责任算谁的？谁又担当得起？
    朝堂某些角落里，一度过度喧闹的气氛，几乎瞬间就复归平静，而郭宁在天津府，倒是过了几天安闲日子。
    这一日里，耶律楚材因公务来到天津府，郭宁在行宫内苑设了小宴，请耶律楚材做客。另外，又请了几位当年在河北塘泺立营时的亲密伙伴作陪。
    内苑的这处楼宇，甚是宽敞明亮，席间众人的心情也不错。
    吃喝闲聊的时候，耶律楚材从本方儒臣的关注点，说到了他们的学问源流，随口点评几句，又转到了南朝文臣们的相似作派。在这上头，耶律楚材的功底胜过郭宁等武人太多了，他侃侃而谈，听者唯有连连点头的份。
    随即郭宁说道，左右司和录事司放到南朝的探子，也多有类似回报。说宋人推崇的儒学，还杂糅了佛道的学问，不再似“学”而近趋于“教”，百姓对此深信不疑者，往往同时也重文轻武，视武人当国为乱世之源，这极大削弱了大周自称承袭自五代正统的政治影响力，未免叫人无奈。
    耶律楚材颔首：
    “宋人的心态，终究和我中原百姓大不相同。宋国以文治统御万民，极度鄙薄武备的做法坚持了两百多年，已经深入人心，便是垂髫小儿也知东华门外得临轩唱名的是好男儿，胜过沙场破敌的武夫千万倍。这一套虽说不能用在与大国争衡，却也实实在在地维系了宋国治下万民的安稳生计，不得不说，有其道理在。”
    说到这里，他侧身看看正在快活吃喝的骆和尚，微笑道：“在宋人眼里，把我们当作北虏，以为我们粗野凶暴的，始终还是主流。说不定，在宋国的当权者眼里，他们与我们的巨额贸易，便是养肥陛下麾下诸多猛虎的肥肉。猛虎们吃饱喝足了，总有试图挣脱锁链的时候。那么，宋人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看着北方强权内部倾轧不休，自取其死了。”
    大周的军区设置，为北方三个招讨司和南方三個统军司并列。骆和尚以元帅身份出任山东统军使，掌控着定海军起家的根据地，掌握大周朝三分之一的南线兵力，并直接面对南朝的核心区域、核心武力，可谓位高权重。他身上的官职和爵位，也早已经长得二三十字容不下了。
    但骆和尚此时模样，好像和当年那个占山为王的耿直和尚没什么区别。
    他刚把酒碗放下，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两大盆菜。
    一盆红烧的肘子，一盆碳烤的羊腿。肘子色泽红艳，酱汁浓稠，散发着热腾腾的白汽；羊腿表皮酥脆焦黄，只看一眼，就能想到咀嚼时咔嚓咔嚓的轻响，和焦脆与柔嫩混合在齿颊间的快活。
    耶律楚材看他的时候，他只随口应道：“肥肉？肥肉好吃！”
    郭宁哈哈大笑：“好吃就多吃点。我登基以后，延请的厨子手艺可不一般。这两个菜，也是专门做了，慰劳大师的。你尝尝，合不合口味？”
    “好得很！”
    骆和尚捋了捋袖子，把两盆大菜直接端到了自己面前：“不瞒你们说，这阵子我在益都军校，可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军校里那几个厨子，多少年了都没长进！”
    骆和尚到天津府，自然不是来闲逛的。去年以来，草原上的鞑子们越来越显势弱，而皇帝则越来越密集地巡视北方三个招讨司，流露出将要持续向北方投入资源，并展开军事进取的意图。
    山东统军司帐下的武人或者羡慕北方同僚们即将迎来立功受赏的机会，或者私下抱怨，朝廷为什么不在南方有所举措。山东的武人普遍资历深、功劳大，手里的权柄不小，胆子更大。
    他们中的某些人也在私下串联，甚至有人意图在边境组织几次较大规模挑衅，以图把皇帝的目光吸引回南线的。
    不过，骆和尚看似粗憨，其实是边军探马出身，精细的治军手段一点也不少，心机也很深沉。
    就在上个月，他陆陆续续地用各种理由，把这批人抽离本部，聚集到一处，然后扔到了益都军校里，狠狠接受了整个月的封闭训练。
    这一个月里，军校由骆和尚亲自负责，所有人不许出入，只有教官们狞笑着，看着许久不来受苦的后辈们，用各种手段狠狠地折磨他们。
    这些教官或是军中资深老卒，或是久经考验，但因为伤患或其它原因选择退伍的军官，论军中资历，便是再高一层的将校也不敢在他们面前拿大。而这些教官只有一个任务，就是逼着学员们苦学军人不得跋扈，不得违背军令，须以服从为天职的道理，把这道理重新烙进自己的脑子里。
    大周的武人团体，其力量强盛异常。但郭宁从不刻意打压，甚至一直默许纵容武人们采取点无伤大雅的小办法，为自家团体赢得些利益。
    这和南朝宋国对武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宋国以文人掌握军权，以层层森严法度钳制武人，乃至在军事布置上，也竭力形成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使，又有安抚使，人人事权俱重，体统彼此牵制的关系。
    这是为了使处在中下层的武人将领们彼此缺乏关联和互动，以防止武人们串联，形成覆盖大片防区的大型军镇，联手对抗文官甚至谋反。
    大周朝自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郭宁自己就是最有威望的军队统帅，也是军队里最大派系的天然首领。他所要求的，就是军队上下一心，捏合成一个严密的整体。
    对军队里有人蠢蠢欲动想要打仗，郭宁并不害怕，甚至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草原上最凶猛，最可靠的猎犬，也难免有向着主人呲牙的时候。作为主人，只需要它们在关键时刻听从指令，并不必太过苛求。
    唯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必须忠诚，必须牢牢地站定在整个钢铁般的集体里，秉承着唯一的意志行事。
    所以，意图纠合人手，在淮南淮北主动发起战争挑衅宋国的那几位，在军校里一定会吃到前所未有的苦头，或许有人会因此退伍，有人会死……就像在天津府闹出人命的那几位一样。郭宁厚待将士，却绝不会宽弛自家立下的法度。
    这种统帅对军队的约束力，源自于军人彼此托付性命的信任，源自于军人对强者的服膺，源于各地军校不间断地培养出合乎要求的武人，还不断回炉教诫，更源自于郭宁对军队本身的深刻了解。
    这种了解的程度，肯定达不到未雨绸缪，提前解决一切问题的程度，但也足以在问题暴露以后及时应对了。
    如果地方将帅如骆和尚这样，有能力有手段，将帅自家就会按照郭宁的事前授意去解决问题；如果地方将帅的资历和名望略显不足，比如南京留守郭仲元这般，郭宁也有足够的工具和人手，使自己的意图随时贯彻下去。
    所以大周的军队，并不会像南朝宋人所想的那样，变成五代时彼此争衡厮杀的军阀。
    这其中还有许多缘故，是南朝宋人想不到的。
    比如，周军调度军官隶属和服役地点的频率非常高，所以军队中很难形成根深蒂固的山头。寻常将校也很难组织起可信的一伙人，去做违背军令的事。就连尹昌这样的老资格，最终也只能把力气用在军队以外。
    又比如，大周是凭借武力击溃无数敌人，才崛起的王朝，周军将士们就算心里的想法多些，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叛乱的程度。宋人以为，用肥肉供养起骄横的武人，能使武人逐渐开始内讧。可在大周无人的眼里，南朝宋国才是最肥的肥肉，反倒是郭宁始终牵着缰绳，不令他们发动南侵。
    最重要的保障，便是周宋两国之间，繁荣到令人咋舌的贸易本身。
    五代时武人的残暴和割据，缘于残暴和割据能带给他们最大的利益。但对周军将校们而言，最大的利益并非土地，而在于郭宁等人不断组建起的一个个商行和与之相配的庞大贸易网络。
    一个叛乱者，或许可以拥兵攫取某座军州，却无法攫取某个商行或者某条贸易线路。此二者必定是附生于整个军人集团或者说大周朝的军事勋贵集团，其环节太多太复杂了，不可能被某一小撮人劫夺。
    而结果，就是任何一小撮人哪怕割据了军州，其能动用的人财物力，也不可能及得上整个军事勋贵集团之万一。任何蠢动必然旋起旋灭，大周的武人只能是一个整体。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无非是将己方的尖牙利齿用于何处罢了。
    眼下众人考虑的唯一问题是，怎么才能让南朝宋国上下明白，世上并不只有儒生才能治国，而大周的体系自有其立足的本事，绝非五代时候仅以残暴为能的武人政权可比？
    郭宁并不觉得，大宋堪为大周的敌手。但凡事预则立，总该想到前头才好。
    随着两家在商业上的合作日趋紧密，人员的往来已经从数百上千急速提升。光是一个天津府，日常停泊的宋人商船就不下三五百艘，随船人员几近万数。
    按照中枢数人早前的想法，这种密集的交流之下，大周是何等风貌，会自然地流传到南朝。大周的武威、大周的昂扬之气，也能被宋人感受到。可是，这或许还不够？
    郭宁隐约记得，将近千载以后，有狼狈丧失中原的政权局促于东南小岛数十载。眼看着新生的中原政权强过百倍，小岛上的民众犹自抱残守缺，拢着他们那点得意之处死也不放。
    区区小岛犹自如此，宋国与之相比，可大得太多。
    不提南朝的官儿，普通宋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东西，显然没有因为两方的交流而动摇，贸易线上活跃的那批人，也远远影响不到大宋国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人们。所以大周在他们眼中愈强盛，就愈会激发起他们的警惕心和抵抗情绪，就愈会促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那一套。
    如之奈何？
    耶律楚材忽然笑了：“臣有一计，当可徐徐扭转这一局面。不过，须得陛下和将士们，让出点好处来。”
    郭宁饶有兴趣地问道：“什么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