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本章水。
    平康四年秋九月朔，延禧驿外的官道边，前尚书令张齐贤即将踏上离京的旅途。
    暮霭沉沉，秦天寥阔，瑟瑟秋风当面，雪白的须发肆意飘动。胡音阵阵，马鸣萧萧，西京大驿的繁荣气象，也难以带走张齐贤老脸上的丝丝凄迷。
    已是六八高龄的老人，本不该如此失意，但望着前方的失意之途，蓦然发现，自己并非世事洞察，心中仍旧涌现出无限的唏嘘与怅惘。
    张齐贤被罢相的原因很简单，以中秋御宴上，醉酒失仪，险些冒犯圣躬，先是罚其闭门自省，没几日便夺其尚书令职。
    当然，这是表面呈现出的东西，根本原因，还在于皇帝刘文澎对朝政影响的加强，并且加大了对张齐贤为代表的这些“钦命辅臣”的排挤与打压。
    而比起鲁王之黜落出京就国，张齐贤的罢相就没有经历太激烈的对抗与斗争了，甚至显得水到渠成，同时，这其中也未必没有张齐贤主动求退的意思。
    一方面，张齐贤本人已然年老，说是风烛残年也不为过，精力不济是必然的，面对朝野内外纷繁复杂的政务与人心已然力不从心，又如何再抵挡来自皇帝的针对？
    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在于，张老相公心疲了。辅政的这近四年时间里，张齐贤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实则只做了一件事，那便是延续太宗皇帝的“雍熙之政”，在朝廷内部此起彼伏的各种争端之中，他所有的决策与行动，都是站在这一基本立场上的。
    相比于李沆、吕蒙正等人还有一些更为高远的政治理想抱负，张齐贤更像是“雍熙之政”的最后一个守望者，悉心维持，苦苦支撑，因此，过去的四年，是完全可以称之为“后雍熙时代”的。
    但到如今，那种局面显然是维持不下去了，皇帝是平康皇帝，却要让帝国自上而下都保持雍熙时代的风貌，这不只是在为难皇帝，也是在为难自己以及其他统治阶级，也不现实，更不符合“客观规律”。
    当内心仅剩的坚持都行将破灭之际，再让张齐贤占据首相之位，别说皇帝受不了，就是张齐贤自己都没有继续逗留的心了。而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朝阙，固然有些伤及颜面，却也未必不是个好的结局。
    何况，与鲁王刘暧不同，刘文澎还是给了他基本的体面，让他以司空衔致仕，同时于张齐贤故乡曹州敕建一座曹阳伯府，作为他今后养老之所。（张齐贤于雍熙十四年，被太宗皇帝赐爵一等曹阳伯）
    不管如何，张齐贤的收场，要多了那么一丝仁德，皇帝刘文澎也头一次没有由着性子来，出人意料地给了帝国首相的一份尊重。
    不过，致仕后的张齐贤并没有第一时间东归曹州休养，而是选择西行，原因有二。一是其次子张宗诲在延州当知州，虽然在弹压地方、平复骚乱上很有手腕，任上也有不少业绩，但此前也屡屡传出一些扰民行为以及个人作风问题，这让一世英明的张齐贤脸上无光，想亲眼去看看。
    其二则是张齐贤打算对大西北再进行一次考察，如今脱离了相位的限制，得到空暇，他要对此前治政过程中忽视的一些问题进行一番总结。
    对于大西北，从世祖皇帝起，就一向格外重视，深以为虑，毕竟曾经失落于中国两百年，在饱受吐蕃、回鹘等蛮邦夷国的侵蚀后，汉家文明想要恢复文明、重新扎根不难，但要清除那些历史遗留问题，尤其是一些隐藏于汉化的之下，表面顺汉，实则反汉的一些问题，风俗问题，民族问题，以及宗教问题。
    往前倒推四十年，即便抛开西征带来的影响，西北都是大汉帝国最不安稳的地方，也是朝廷重点经营巩固的区域，从世祖到太宗，乃至现如今，都是如此。朝廷在西北投入的资源，耗费的国力，也要超过漠南、辽东、西南诸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西北也崛起了不少能臣干吏，不管发生了多少乱子，又被朝廷折腾得多厉害，又进行了怎样的清洗，“西北系”的勋贵、官僚都是帝国凝聚力最强的一个派系，在大汉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永远不缺乏他们活跃的身影。
    同时，西北系或许也是帝国最开放、最不排外的一个派系，因为众多勋贵、官僚本身就属于“外来者”，而过去几十年，西北的政治领袖们，如卢多逊、王佑、王明等，无一不是出身外地道州。
    几十年来，自道司以下，有太多外地豪杰俊才，在经过大西北的艰苦磨砺之后，脱胎换骨，成为帝国的栋梁与榱桷。
    而张齐贤，恰恰就是西北系出身，二十多年前拯治榆林的经历，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宝贵的一份资源。在朝，张齐贤或许难以压制住众多的势力，但在西北派系，至少在西北的文官系统内，他也是一方扛旗大佬。
    并且，自榆林之乱以来，更准确得讲应该是朝廷全面停罢西征大政，整饬弊政，改革民生以来，西北又有差不多二十年没有出现过大乱子了。
    对此，张齐贤既欣喜，又不免心存隐忧，他可太了解西北地区的特殊性了，作为帝国民族成分、风俗情况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天然就存在动荡与骚乱的因子。
    脱离了西北多年的张齐贤，也不得不居安而思危，尤其在皇帝刘文澎不大让人放心的情况下。
    如此，便促成了他晚年的这次西行，他入仕四十余年，为国为民，辛苦了一辈子，早就习惯了，真让他晚年默默垂老，直至离世，那也是做不到的。
    而张齐贤在晚年的这次西行经历，最后被他写成了一本书：《饶阳公西游记》。
    从后世来看，这不仅是一份考察旅游记录，更是一本政治见闻，涉及到整个西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生的描述，其中还夹杂着大量张齐贤在治国方面的经验与思考，极大地呈现了张齐贤在雍熙时期尤其是雍熙后期对大汉帝国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大影响，从中也反应出大量“开宝盛世”与“雍熙之治”的情况，对史学家们研究“开雍盛世”极有价值......
    回到延禧驿外，陪同张齐贤西行的，只有僮仆护卫五六名，以及小儿子张宗信，而前来给他送行的，只有两人，财政使李沆与左副都御史鲁宗道。当然，作为前首相，还不至于如此凄凉，只不过张齐贤走得突然，刻意避免。
    财政使李沆就不用多说了，鲁宗道乃是朝中有名的谏臣，素有“小王禹偁”的名声，因为直言敢谏，明法严律，得罪了不少人，张齐贤算是其恩师，在朝中也多有维护。
    “太初兄，老朽当了这个逃兵，愧对先帝，汗颜无地，朝中之事，今后就多仰仗兄了，望小心行事，善加珍重！”收起老脸上的凄迷之色，张齐贤向同样须发灰白、一身常服的李沆拱手一拜，郑重说道。
    李沆还是那副儒雅的风度，即便白发苍苍，依旧泰然自若，不动如山。感受到张齐贤那复杂的心绪，拱手回礼，分外从容地应道：“师亮兄言重了！我亦饱受世祖、太宗两代先帝隆恩，此志不改，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此而已......”
    “太初兄器量恢弘，我不如也！”听其言，张齐贤惭愧一笑。
    言罢，又扭头看着即便送行也表情刻板的鲁宗道，略作思忖，抬指道：“贯之，你刚正敢言，嫉恶少容，朝廷需要你这样的忠直之士，就是缺乏一些变通。只盼你日后遇事，能多些机变，如此方可长久！”
    面对张齐贤的告诫，鲁宗道的表情松弛了些，爽朗一笑，话还是那般直：“相公当知，鲁宗道进谏，不莠言，不欺君，事事以公，务实求正。若事谏言之虚名，抑或惧不敢言，做那昏昏之徒，不若辞官，回乡教书。
    何况，天子不如祖宗之英明神武，正需忠言善谏规劝，若我等臣子不发声，岂不让小人得逞？”
    鲁宗道显然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那种人，见他那一副慨然，满脸正色，张齐贤也不好再叮嘱他的为政处世哲学了，强行教诲，或许还会伤及师生之谊。
    “珍重！”
    最终，以一声饱含深情的道别，结束了这场静悄悄的送行。三人都是饱学之士，但一没折柳，二没吟诗，张齐贤就这么走了，离开他待了近二十年的京畿。
    不过，在登上车辕时，张齐贤仍不禁回望，视线极处，西京雄壮，乾元高耸，即将远离之际，老相公心头实则依旧惦念着庙堂，挂怀着皇帝，同时，迷离的目光中，也包含着一丝对帝国未来的隐忧。
    对皇帝刘文澎，张齐贤显然是不那么放心，就更别提“信心”二字了。但不管如何，脱离了那个位置，他能对大汉帝国施加的影响力，也就微乎其微了。
    只能默默地祈祷，皇帝在亲政之后，能够有所改变，少些折腾，不要败坏了世祖、太宗两代帝王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