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极则看的比较开，“我觉得没什么。”
    阉党的确是很看得开的。
    自从融入了这个时代之后，韦宝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杨涟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后，由魏广微票拟的圣旨，奉圣旨：朕自嗣位以来，日夜兢兢，谨守我祖宗成宪，惟恐失坠，凡事申明旧典，未敢过行。各衙门玩愒成风，纪纲法度十未得行一二，这本却将从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亲裁尽从旁落。
    至于中宫贵妃并妃事情，宫壼严密，况无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内言毒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
    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聀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扰，姑不问。
    以后大小各官务要恪守聀业，不得随声附和，有抗违不遵的，国法宪典具存，决不姑息，该部知道。
    实际上，此类把锅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圣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启元年十月，刘宗周弹劾魏忠贤时，天启就说：朕自登极以来，遵守祖宗法度，讲学勤政，并无宴游等事。
    刘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当重治，姑从轻罚俸半年，以后堂上官还著督率司属各修职业，毋淂沽名奏扰。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弹劾魏忠贤，熹宗回复：言官互相攻讦，骋辩求胜，何得无端牵引。章允儒阁揭申救，讲筵奏请，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从私挠？降处允放，各官并推典阁臣，悉朕亲裁，何人厄逐？本内所言交结陷害等事，有何实据？凭何见闻？着周宗建从实回将话来，该部知道。
    天启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话之后，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话，自当明白确奏。乃尚牵连揣度，委于风闻，好生恣臆沽直，姑从轻罚俸三个月，该部知道。除去刘宗周、周宗建因与杨涟弹劾得程度及内容有所区别，而导致得圣旨指责轻重、内容不同外，大体都是不差的。
    从中也可以看出，仅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无法导致天启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颠倒，其本质原因还是东林内讧和魏广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这当然也远远谈不上所谓的下大棋，还是熹宗宠信的近侍结交大臣进行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对东林的态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时为魏忠贤主笔者数人，世传赵鸣阳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为汶上举人，而郭万程曾受业其门，当杨左之逮也，郭私为营救于内，忠贤意亦将释，而傅应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语，故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惧祸潜逃。
    从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东林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贤本人，而是积极为其筹划的，天启初年被东林排挤，或者和东林反目成仇以及投东林而不被接纳的那批人，借杨涟《二十四罪疏》这个茬开罪魏忠贤，而魏忠贤交结东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驱逐东林。
    而这批人则出主意，必定要弄死东林，自己才好上位，内外勾结，才会有东林党祸。所谓的初，忠贤积恨东林诸人，数论其罪，实于三案及京察、封疆无预也。群小欲籍忠贤力为报复地，驱除异己，遂籍此数事一网罗之，清流之祸，此为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阴谋论，很符合明粉们所谓的如果不是崇祯即位，换个人上，明朝都不会亡这种奇谈怪论，而这种奇谈怪论发明的背后则是明粉们对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对汉族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覆灭的惋惜，但他们通过各种奇谈怪论，发明历史，各种打着阴谋论、人性分析来占据舆论，显然是犯众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发现，天启的法子崇祯都用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办？
    崇祯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废除厂卫，就是不收商税，就是不用太监，就是十七年年年众正盈朝。
    宣府年例银每年299156.7两，天启六年发8000两，七年发120000两，拖欠470313.4两。
    大同年例银每年450630两，天启六年发11488两，七年发137400两，拖欠752372两。
    山西年例银每年206300两，天启六年发29000两，七年发74000两，拖欠309600两。
    延绥年例银每年433739两，天启六年发62470两，七年发173144两，拖欠631864两。
    宁夏年例银每年133795两，天启六年发32072两，七年发99629两，拖欠135889两。
    甘肃年例每年197588两，天启六年发42291两，天启七年发86036两，拖欠266849两固原、下马关年例188191两，天启六年发105195两，七年发70089两，拖欠201098两。
    蓟州年例银每年426871两，天启六年发244976两，七年发157247两，拖欠451519两。
    密云年例每年365391两，天启六年发169258两，七年发151000两，拖欠410524两。
    永平年例每年289866两，天启六年发91693两，七年发105000两，拖欠383039两昌平年例每年140232两，天启六年发115681两，七年发53000两，拖欠111783两。
    易州年例每年146595两，天启六年发65996两，七年发46269两，拖欠180925两。
    天启七年七月丙戌，巡抚山西牟志夔题：冲边缺饷难支，乞发京运以保危疆。
    得旨：览奏，三关京运累年缺额数多，即天启六、七两年欠军饷多月，而西路抚赏尤为无措，饥军待哺，边储仰屋，将何以济。著该即将六、七两年春、夏二年原题京运欠数速行措发，以称厂臣竭虑筹边抒画恤军之意。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陕西巡抚胡廷宴疏言：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外。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乞将前欠银两速发，以奠危疆，报闻。
    天启七年十月丙申，甘肃巡抚张三杰疏言：平镇二千里长边，处处临外。以京运言之，节年累欠至七十余万，天启六年年例尚该银一十五万余两，西安等处欠银自天启元年至今共欠八十余万两。西兵利于马战，而库如悬罄，乞借给十万金以济。旨令带运欠数著户部上紧拨发，民运欠数行抚按查催，勒限完解，马价银两并与确核。天启七年七月壬午镇守宣大太监葛九思题：宣镇缺粮数月，乞亟催二运，以杜脱巾。
    得旨：览奏，宣镇戍军待哺数月，向赖厂臣指纵节发京运以救湏臾。今京、民二运积欠二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饥军将何接济？着该部将京运不拘何项，先行凑发，以济然眉。其民欠着该镇抚、按速咨该省直抚、按严立考成，以完欠数目定大计，黜陟务守催额欠前解该部，都如议速覆行。
    崇祯元年三月壬午，三边总督史永安会同巡抚延绥岳和声、巡按李应公合疏言：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千里荒沙，数万饥兵食不果腹，衣不覆体，盈庭腾诉，麾之不去。间有脱衣鞋而易一饱者，有持器具贸半菽者，有马无刍牧而闭户自经者，有饿难忍耐而剪发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酿，脱巾之変立生，此延镇缺饷之难也。
    因臣部匮乏，或缺饷五、六个月，或至三十个月，岂不是二年半！
    上问：三十个月是哪里？
    臣对：是延绥。
    东林有两大渊源，一是地方书院讲学，二是万历中期朝廷斗争中反首辅的官员，特别是吏部官员。
    要说阶级代表性，那和诸多其它官僚派系的代表性没啥区别，地主阶级、商人而已，带不了一个“大”字。
    另外还要考虑它的地域性问题。
    其实万历时期的各地官员形成的政治派系多了去了。
    常有人说东林“代表江南”，然而东林党的大本营在常州，一边有统合苏州人的昆山党，一边有浙党，皖南还有个宣城党。
    可谓四面环敌。
    谈迁《枣林杂俎》：万历末，朝士分党，竞立门户。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于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而常镇人附之。有昆山之党，则顾天峻及湘潭李胜芳，苏人附之。有四明之党，则沈一贯，浙人附之。有宣城之党，则汤宾尹，而宁国、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党，则邹元标；有关中之党，则冯从吾，各同省人附之。
    冯尝督学山西，则山陕合。冯、邹又讲学相善，又江右山陕合也。经济史上所谓的江南指的是明代南直隶的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等五府、太仓州与浙江的嘉兴、杭州、湖州等三府，统共八府一州之地。显然东林连狭义的经济江南都“代表”不了，更别说代表全国的地主阶级了。再来看一个具体例子。
    缪昌期《自序》：朱烏程久棄鄕曲，輸肝吾黨。朱国桢一个浙西湖州人，来参加东林都被常州府江阴县人缪昌期说成是“久弃乡曲”背叛家乡，可见真东林所出的地域范围是很狭窄的。当然，东林初起时又有以讲学会友的一面，所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域性的。那么除了常州一带之外，出身其它地方的那些往往被称为“东林”的官员又是什么来头。
    文秉《先拨志始》：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元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秦人、晋人、江西人是东林的传统盟友，不过也只是“外此”的盟友而已。齐人经常联合浙人，与楚人并称三党，但楚人也曾经与东林合作。
    黄尊素有句话说的很清楚：晋人争巡抚，先生语太宰曰：“秦、晋、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变，参卹典而关中之人心变，再使晋人心变，是一鬨而散之局也和秦、晋、江西“同舟”的是谁。
    就是狭义的“东林”在政治上的势力。
    这个真东林不过是诸多派系中的一个而已。
    既然秦人和东林经常站一条线，什么“西北多加赋东南不收税”的荒谬性就更明显了，否则他们还不自己打破头。
    一般而言，对党争中派系成员的描述可以分两种的，一种是自己表示的认同，另一种则是政敌的划分。
    很多人自己没有去东林书院讲过学，东林人也没有说过他们是东林，但在政敌眼中他们就是一伙儿的。
    至于阉党炮制的那些东林名单，更是以罗织罪名的方式，把反对自己的人都挂进去，最后扩大化到连顾秉谦都上了榜，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派系分野。
    东林党就是江南财阀的代言人，阉党就是皇帝的爪牙吗？
    有明一朝，江南士子在朝人士一直数不胜数。
    阉党里面的江南士子不见得比东林党少。
    阉党里面官职最高的两个人，大学士顾秉谦、礼部尚书周应秋，一个是昆山人，一个是镇江府，都是根正苗红的江南人。
    甚至可以说，明朝末年无论东林党还是反东林党的人，主干大多数都是江南人。
    一大群江南地主，凭什么阉党里面的江南地主就要反对江南财阀，东林党里的江南地主就是江南财阀的代言人？
    动不动就是什么江南财阀的代言人，只能说见识浅薄。
    狭义的东林党指和东林书院有关的在野及当朝的人员，这是正统东林人比较认可的。
    广义一点的东林党可以指齐、楚、浙三党主持京察下野的那些人，后世有些历史学家比较认同这种说法。
    再广义一点，可以说是反对阉党之人，广大网友比较认同这种说法。最就明亡之后东林党殉国人数来说，并没有辱没读书人的称号。
    李自成打到北京，一矢不敢发就投降的是京营。
    身负崇祯信任，负责守城却直截了当开门投降的是太监曹化淳。
    先投李自成，再投后金的是吴三桂。
    革鼎之际，事多难言，只盯在钱谦益，用一些子虚乌有的水太凉、头皮痒的段子来娱乐，没什么意义。
    后世很多人谈起大明，对于东林党都颇多非词，对于阉党等批评得没那么痛心疾首。
    爱之深，责之切。历史学家之所以对于东林党的一些行为非议颇多，是因为他们认为若是不天天党争来、党争去，东林党、齐党、楚党等的一批人是有可能帮助明朝重新振作的。
    但是他们这些读书人没做好，所以恨铁不成钢，所以骂东林等一批人因为党争耽误了大局。
    那为什么不骂阉党呢？因为懒得骂。
    说顾诚在《南明史》里为什么对史可法几乎是指着鼻子骂，对于那些真正投降卖国之人，如四镇和左良玉部，言辞反而没那么激烈。
    不是顾诚要故作反动，而是他认为史可法可以拯救南明，但是他没做到，所以顾诚怒其不争、哀其无能。
    东林党的确不全部是善男信女。
    他们非议东林是因为觉得东林好还是不好这件事有争议，不骂阉党是因为他们觉得阉党是垃圾这件事没争议。
    大明版共济会，怎么可能是“善男信女”呢？
    东林党既有社会舆论，又有朝廷重臣，而且不乏党同伐异的斗争手段。
    所谓有斗争意识，指的是东林党掌控政权的终极目标。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
    这个东林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
    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黑暗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顾宪成和东林党。
    历史的真相，恐怖如斯！
    那么这个可怕的组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当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
    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叶向高还广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顾宪成，比如赵南星。
    顾宪成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的平民，他在暗中操纵着一切，与皇帝分庭抗礼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