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府的基本运转掌握在胥吏手中，特别是与百姓最为息息相关的刑名钱谷，往往操持在胥吏手中。
    这些胥吏没有上升的希望，自然汲汲于倚仗手中权力肆意寻租，百姓稍有不从，可能面临家破人亡的后果。
    故而被搜刮的民脂民膏，实际上第一层先进了胥吏的腰包里，不少书办和衙役都能赚的盆满钵满。
    胥吏虽然能对一般人民作威作福，但在顶头上司，州县官面前却像一只蚂蚁一样。
    留下自己的那份，更大头的要献给知州知县老爷。
    层层推进，就形成了越来越腐败的官场。
    燕天南以前看《大明王朝1566》，就觉得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剧，甚至是可以再刷一遍的好剧。
    剧中反应明朝官场众生百态，鲜活生动，剧中人物言语作为，初看有许多不解，后来细品，才发现处处有缘由，不得不佩服编剧的巧妙安排。
    现在韦宝身处真实的大明王朝，对于大明官场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这是电视剧所无法完全阐述清楚的。
    就如同海瑞所说，大明朝之所以权臣把持朝政，官员贪墨，病根上还是皇权的集中。
    明朝的皇帝集权颇为严重，朱元璋撤了宰相，后期宦官当道。到了嘉靖帝这一朝，即使是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修仙”，也能够将权力都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皇帝控制着官员、宫廷和皇室。
    那在这部剧里，几个主要人物除去现有的官职，到底适合做什么呢？
    实干家胡宗宪是里面最符合本职工作的人，妥妥的实干家。
    胡宗宪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嘉靖十九年（1540年），被授官为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县令，嘉靖二年（1523年）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史。
    当时严嵩的义子赵文华被派往江南督察沿海军务，发现胡宗宪是个不可多得的实干家，于是大力举荐。
    嘉靖帝擢升胡宗宪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
    从此，胡宗宪正式以严嵩的学生的名义出现在朝野中。
    他是能干的，但是剧中的胡宗宪受惠于严嵩的权势，得以被上升一品大员，但也受困于严嵩的师生情，最后结局悲凉。
    胡宗宪其实对朝廷局势洞若观火，明明知道朝廷的“改稻为桑”政策是剜肉补疮，却不发一言。
    在他的意识里，这道建议是他的老师严嵩提出来的，他怎么能说这道政策不能实行呢。
    他是严嵩举荐的人，正如他所说“以后的朝代史书上都会说我是严阁老的人”。
    既然是严嵩的人，那么他即使对政策有一万个不满，也都默默的接了命令，拼命想方法去实行。
    严嵩等人制定政策的时候并不会想到实际落地中会有各种困难，这点胡宗宪得想到；部下执行的时候，并不把百姓的苦难放在心上，宁愿毁堤淹田也要施行，这点胡宗宪更得想到，否则当地出了反民还是胡宗宪的罪过。
    后世对胡宗宪评价很高，有人说胡宗宪身系浙江百姓安危，对国家忠心不二，清官一名，再难也用“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硬扛。
    而胡宗宪囿于严嵩的关系，不肯指出弊端，明知腐朽，也在大明的制度规则中尽力做一个好官，适应能力真的很强，但他并没有革新的愿望和精神。
    电视剧上塑造胡宗宪这样的形象，其实就是更说明，即使是如此的实干家，明白局势也明白做事，却寸步难行。
    遑论明朝其他的官员贪墨横行，大明朝怎么可能不衰退下去。
    徐阶在严嵩之后也做到了内阁首辅，然而风格却很不一样。
    徐阶有皇帝喜欢的才华——青词写的好，性格隐忍深沉，勤勉谨慎。
    虽然是内阁次辅但并不显山露水，严嵩在位时表面上和严嵩相处平和，实际上到了裕王府时便也会参与进如何扳倒严嵩的讨论中，只不过他的意见比较谨慎不激进。
    在改稻为桑的事情上也是主要顺着严嵩的意思。在和皇帝讨论事物中，他能够敏锐的知道皇帝心思，应对的十分巧妙。
    在需要宣判海瑞是否处斩的当天，皇帝一想起海瑞的奏疏就生气处决海瑞就在一念之间。
    徐阶为了保全海瑞的性命，于是陈奏了海瑞的妻子和胎儿都死了的事情，让皇帝一时也感到心声怜悯，干脆以表面处决实际留海瑞一条性命。
    但是他的缺点也十分明显，他是在尽力维护大明朝的统治，却无力解决任何一个尖锐的矛盾，只能去打地鼠似的维持现状。
    如同最后所说的，他也是一个媳妇，苦了子孙也要顾着公婆的要求。
    他可能最适合的还是做太子的师傅。
    赵贞吉立在一个精致利己的清流理学之士的耻辱柱上下不来。
    他贪名重利，一心想着抓住一切机会能够向上爬。
    对皇帝的需求，不管创造条件也要满足，还是超额满足。
    对民生疾苦漠不关心，不借粮怕站错队，死了多少人都是个数字。对不听话的下属，心胸狭窄，容不下不同的声音。
    不论他学富几车，在利益面前全然不见踪影，并不会解决问题，只是在观察局势之后作出一些表面的文章。
    嘉靖升他入内阁，但是其实内心也知道，赵贞吉私心重，不适合担大任，所以最后留给裕王的首辅名单里，并没有赵贞吉的名字。
    虽然私心重，但他应该也不会像严嵩一样成为权臣，那也太不符合清流的名誉了。
    可能他适合做一些有名无实权的事，或者直接如他所说“官场无非进退二字”，那还不如随了他退的心意，回去研究他的心学去。
    高瀚文不适合做官，在剧中胡宗宪已经点醒过他。可他后来经商也还想着能够为朝廷做些事，说明他骨子里还是非常渴望得到朝廷官僚体制的认同。
    即使不做官，他也要做个红顶商人。
    他提出的方案不接地气，一方面由于本身的士族出身，不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翰林院待久了，十分希望能够为官光宗耀祖，才在没有思考过可行性之前就提出议案。
    这些原因直接限制了他做和经济这样实用性强有关的智库，可能他就适合研究音律这样的阳春白雪，即使是给休闲娱乐著书立说，也不枉费了自己的才情。
    海瑞是革新者，不是革命者。虽然他直言弊病，惩治贪腐。
    但他的出发点还是希望皇帝能维护统治。
    如果这时出了起义军，估计他一样会镇压起义，维护统治。
    他最可贵的是已经能够指出明朝弊病的根源在于皇权的集中，皇帝视百姓为可搜刮的草芥，视百官为奴仆。
    诺大的国家就靠皇帝一人的喜怒治理，国无宁日。
    后来等嘉靖死后，海瑞在隆庆期间任应天巡抚，他严守法律，惩治贪官，是革了不少人的命。
    体恤百姓，人送“海青天”的称呼。
    直臣海瑞，不但勇气可嘉，能够看到大明朝制度性的缺陷也是人中豪杰。
    但他的缺陷也很明显，对人也简单的用两分法去看，善或者恶，清官或者贪官，只要违反法律，那就得严惩。
    除去杀贪官，他并没有任何亮眼的功劳。
    所以，他称得上是革命者，但是却不是一个建设者。
    他还是最适合管理贪腐的刑部。
    专制皇权从降临中原大地那天起，便以对暴力的独占为基础，成为整个官僚机器的权威来源。
    其性质理应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否则便不够稳固，不足以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政体。
    皇帝为了确保自身掌控的皇权，当然就要把政府的人事权与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皇帝是傀儡或者不能行使皇权，也会有人出来代行皇权，而很难另搞出一套制度来。
    这一点除了东晋的门阀政治期，总体上是谈不上有什么变化的，而在王朝内部，往往因为某些皇帝更强，显得他个人的皇权更强些。
    而中国历史上所谓君主专制的长期加强趋势，其实不妨理解成皇帝对行政事务的直接介入在制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那些曾被视为保障皇权的必要措施，如两汉的外戚辅政，中古很流行的太子听政。
    虽然事实上嫡长继承制还发挥影响，但太子这个政治角色却被尽量弱化了，乃至宰相制度等，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隐了。
    这恐怕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守成期的政治结构稳定其实有碍，还因为它们在行政上也是可以被“优化”掉的。
    在吸取前代经验教训之后，清代便成功实施了一段相当高效的君主专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两三亿人民实施了直接统治。
    经常有人把清代的君主专制归结于满洲的“民族性”，其实说是异族统治需要加强行政效率则可，说是本身民族性。
    努尔哈赤两次立储失败以后，晚年留下的可是一套四和硕贝勒轮值听政、八和硕贝勒分掌各旗、共同议政的贵族共和制。
    可惜代善一系私心太重，否则爱新共和国就要屹立于17世纪前期的东方，与联省共和国东西辉映了。
    如果要解释一下这种彻底的君主专制的话，那就是在平稳发展的年代，在成熟的官僚系统与法律法规的帮助下，并不需要什么“命世大才”才能担任行政首脑。
    只要皇帝肯下功夫熟悉政务就好了。
    专制君主的角色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
    后世的学者经常以宋代的皇帝来说明“君主专制说”之不确，然而举例时往往挑出那几位不是中风就是精神疾病的皇帝来，要是他们生病的时候还能扮演好专制君主，那就见鬼了。
    明代其实也一样，因为废除了宰相，皇帝自身便成了行政首脑，必须日理万机，不能像前元那些酒蒙子大汗一样委政中书省。而内阁的任务，是从旁“辅理”，一般而言并不负什么行政责任。如果一个宰相被怀疑整天打猎/修道/睡觉，难道会没有人明里暗里地批评他？前代官员可以私下向作为行政首脑的宰相反映意见，现在作为行政首脑的皇帝既不能下台，也不能写私信，明代官员以奏疏形式向他反应意见，不是再正常不过么……何况有些皇帝的确对决策工作完成的本就不是很好。而且，明中后期皇帝（除了毅宗之外）把早朝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礼仪场合，不大讲话，举行经筵的话会见几个翰林，平时最多再召见几个亲信重臣，一般官员没有宋代“轮对”、“陛辞”那样的机会面见皇帝，所以也只能设法在奏疏的文本里表达意见，有的人走的就是耸人听闻的路线，所以看上去会很“激烈”，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标题党式的吸睛手段。这不只是言官求名问题，也是沟通不畅的体制问题，没有办法~讲句公道话，其实把某些行政系统内的正常现象优先放在权力斗争的框架里，将其视为“制衡”并大书特书，并不是只发生在网络上的，某些学者也是如此做的。我不敢说这不能作为一种研究思路，但恐怕还是不明其所以然的一偏之见，不足以彻底理解这些现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大概是一个政治价值的问题，“分权制衡好，君主专制坏”嘛。至于这种价值判断又是怎么来的，我不想展开讨论（其实也无力讨论）。我自己是一个没什么情怀的人，代入的话，作为一个明代的自耕农or佃农，我觉得是十个老爷还是五百个老爷决策如何统治我，差别不大。不代入的话，长远来看也未必能玩出什么花样，毕竟中国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高水平战争打得太少，对军事技术发展及金融业的刺激不足，可要是打得多了，作为讨论基点的今日之中国也未必存在了……只能说，就中国历史来谈中国历史，则君主以权术施行独裁、国势“丰亨豫大”、对外积极开疆拓土、对内不断深化改革的宋徽宗朝，正是千年来一种长期趋势的先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