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7章 移跸以避清人锋（下）
    移跸的日子到了，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离开昆明，临行之前，李定国传谕百姓：“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婬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
    昆明百姓见此谕，知道大祸临头，八旗兵喜好烧杀抢掠的名声远扬，城内城外哭声鼎沸，不少人扶老携幼随军向西逃难。
    “巩昌王，汝在朝廷和军民撤退以后，须将昆明一带的仓库储存粮食烧毁，以免资敌”，李定国叮嘱白文选。
    “晋王放心，未将省得”，白文选慨然答应。
    朝廷和军民撤退后，白文选正欲命部下放火，忽有大学士雷跃龙持永历帝圣旨而来，“巩昌王且慢放火，陛下有旨，‘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不得烧毁粮草’。
    一听这旨意，白文选傻了眼，暗道这个节骨眼上，皇帝怎可犯妇人之仁？可皇命不可违，只得悻悻离开。其时，贵州地瘠民贫，清军沿途筹粮已极为困难，若烧掉粮草，必然难以追击明军。永历帝不让部下放火，顿时解了清军燃眉之急。此事洪承畴在奏疏里有提及，“所赖王师驻省城，征南将军大兵驻宜良，俱有得获贼遗粮米。职前三月内到云南，所以二路大兵得支至今九月方完，不待用银买运，计节省银数甚多”。信中说，留在昆明、宜良的粮食从三月吃到九月，足足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真正是养肥了清军，拖垮了自己。
    永历帝一行逃得很匆忙，以致于玉玺都没带全。有一颗“敕命之宝”，被砸成两半扔在昆明五华山上，朱由榔等撤离时的慌乱可见一斑。
    放弃昆明以后，按照原先的计划，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率部向四川建昌转移。朱由榔等则从楚雄出发，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赵州。这时清兵已逼近交水，李定国在二十一日领兵撤出昆明。
    此时，金维新见到了这位晋王殿下，一见面便高呼：“殿下，万不可移跸建昌呀！”
    “哦？这是为何？”李定国大惑不解。
    “您刚打了败仗，蜀中勋镇林立，袁宗第、郝永忠等能听您节制乎？若陛下再封郝永忠等数亲王与殿下并立，您何以处之？”
    “这～”
    李定国被说动了。袁宗第、郝永忠是李自成旧部，与自己一向貌合神离。万一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该怎么办？
    “依金先生看，孤该怎么办？”他问金维新。
    “不如移跸永昌，永昌地形险峻，可挡清军”，说完，金维新用眼睛偷瞄李定国。建昌和永昌虽只差一字，方向却截然不同，一个往北，一个往西。
    “唉！也只好如此了”，李定国叹了口气，改变决策转向滇西撤退。他派行营兵部侍郎龚应祯赶到赵州，请永历帝前往永昌。改变撤退方向的决定令人心愈发慌乱起来。此时拥明抗清势力除云南、川西的明军外，川东鄂西有夔东十三家，福建沿海有郑成功、张煌言等部。去四川，可以与夔东十三家连成一片，与闽海抗清武装声息相通也比较容易；可若向西撤入人口稀少、山高林密的滇西南，不仅同夔东、福建沿海的抗清力量联络不便，便是兵、饷来源也极为有限。更何况，此时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已经率部北入四川，李定国却护卫永历帝西撤，这种分道扬镖之势更反映了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旧部之间的龃龉公开化。
    文武官员听说朝廷变更方针，由入川改为西撤，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先后脱离，寻找避难藏身之处。吏部尚书张佐宸与少詹事汪蛟逃入大理府山中；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大理寺少卿刘泌、左佥都御史钱邦芑等行至永平县时改名换号躲入山中。
    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三日，清军未遇抵抗即占领昆明；初四日，永历帝到达永昌，跟随的官员已经为数不多。
    见情景凄凉，为安托人心，永历帝召对随驾官员和永昌地方乡绅耆老。吏科给事中胡显等面奏：“陛下前在云南，独出宸断幸蜀，不幸中改，径走永昌，已失中外之望，今永为天末，舍此则夷矣。外间轰传车驾又欲幸缅。缅为外国，叛服不常，就使忠顺来迎，我君臣患难之余，狼狈到彼，亦不能召号中外。况若称兵相阻，则銮舆进退何所恃耶？今中兴二字不过臣子爱君父之言，其实绝无机绪。莫若尝胆卧薪，闭关休养。外之守固关隘，内之劝课农桑，死守年余，以待天意转移。幸而苟全，四方必有勤王者。若敌兵势逼，仍当取道走蜀，犹可瓦全”。说完，号大哭，左右侍臣也随之掉泪。
    胡显等人此时已猜出永历帝有逃往缅甸的打算，所以才提前号啕大哭劝阻，劝皇帝死守，守不住仍去四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谓忠臣矣！
    听了此言，永历帝低头无语，随即命起草《罪己诏》和《告上帝忏文》。
    《罪己诏》中说：“明知祖制之不可灭裂，而力不能见之行事，遂徒托诸宣言；明知邪正之不可混淆，而心几欲辨其贤奸，又渐寝于独断。以致天下忠臣义士，结舌而寒心；当路鬻爵卖官，寡廉而鲜耻”。
    《告上帝忏文》云：“祖宗成宪既不知听，率由左右奸回，公然受其蒙蔽”，“惟苍天不早生圣人为中华主，使黎庶得谬推小子作亿兆君。忠孝阻壅于铨门，而臣不及赏；苞苴公行于政府，而臣不及知”。
    永历帝在这两件文书指责自己信任权奸，以致贿赂公行，丧失人心；希望通过这两件文书恢复官员百姓们对朝廷的信任。
    皇帝都下了罪己诏，实际主政的李定国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他引咎自责，奏请奉还黄钺，削去官职，戴罪视事。永历帝给以降三级的名义处分，其他官员大抵降职署事。
    种种姿态，只为收拾日渐涣散的人心。可人心一旦散了，想重聚，难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