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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 王霸道杂之
    第125章 王霸道杂之
    汉朝初年。
    刘邦别的不说,只看到刘恒养马三十万匹、又鼓励民间养马,就激动地一拍大腿:“战马好啊!”大汉自建立以来,就饱受缺马的困扰,而缺马的问题反映到对外作战上,就是总是被匈奴溜着走,只能防守,而难以主动出击。
    那个武帝的好孙子能够将匈奴打成那样,必然已经解决了——起码暂时解决了缺少战马的问题,不然,汉军出塞就是一个大问题。
    而缺马的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刘恒的马政就是关键一步,纵使这三十万匹马并非都是战马,那也很好了。
    汉朝,景帝年间。
    前两个政策,“入粟拜爵”和“募民实边”,都是晁错的上书,一时间让刘启有些陷入回忆。
    不过,现在的军功集团,早已不再是之前那个耀武扬威的军功集团了。
    想到这里,他又想起那个征伐匈奴的汉武帝,是他看重的太子刘彻,不由心情更加好了起来,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效的,削弱军功集团,控制诸侯王,这些举措都给日后的大汉造就了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
    只有没有后顾之忧,刘彻才能那般与匈奴进行暴烈的战争。
    宋朝,开宝元年。
    赵匡胤叹道:“造就辉煌功业的时代固然值得瞩目,但在此之前,为这些功业做了深厚累积的,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功业。”
    汉武的辉煌让人炫目,也让认无法不为之心动,不论他的评价到底是正面是负面,是明君圣德还是暴君好功,他都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存在。
    当然,这不是说文帝就让人忽视了——作为三代之后的第一贤君,刘恒的存在感一样强,而名声还要远胜刘彻。
    但,关于刘恒的评价,同样也被局限于他的贤君爱民,仁德治世,对于他的武力方面,却甚少有人论述。
    这样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忽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原因都在于做出评价的人的倾向:不推崇武力,更推崇仁德,更向往“三代”、或者说,书中的三代。
    赵匡胤提起这件事,也不只是一时感叹,他更关注这样评价背后的思想倾向。文帝的仁德很好,但大宋需要的不只是仁德,更需要文帝那般为军事不断做出准备的政策!需要的不只是休养生息,更需要休养生息之后的目的!
    而从增加对刘恒这方面政策的赞评就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除去匈奴外,刘恒对周边各国,包括南越和朝鲜,都采取和平防御的政策。
    因为汉朝当时的国力问题,以及匈奴的虎视眈眈,刘恒和南越、朝鲜和平往来,进行经济贸易,维持了边防的稳定,也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让他们得以全心进行生产作业。
    “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秦朝。
    嬴政眯了眯眼睛:“南越……”
    按照天幕中的发展,自己必然是派人去征伐南越的,最终大约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就是在自己在时,南越应当是向大秦称臣的。
    但等到这个汉朝,不仅河套等地被匈奴占据,南越和朝鲜这两个属国也都独立出去、不再称臣了吗?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对于自己的政策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百姓能够烟火万里,粟能够低至十馀钱,不正是对自己的最大肯定和赞美吗!
    至于说南越和朝鲜,没办法,大汉如今的情况摆在这里,实在不是轻动刀兵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把国力发展起来,为此,他都可以容忍一些诸侯和功臣集团的小动作。
    只要大汉发展起来,只要能够国力强盛起来,不论是内部的诸侯、功臣集团,还是外部的匈奴、南越等,都会被逐一解决掉的。
    起码,启儿就不是一个会容忍诸侯和功臣们作威作福的皇帝。
    刘恒脸上笑意不改,温和平淡。
    【总体而言,刘恒依据黄老之学,施行“无为而治”,鼓励民间的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减少对外战争的次数,废除苛刻刑罚,对商人买卖解禁,又对诸侯王和列侯功臣们总体上采取一种较为宽和的态度。
    这样的做法,让汉朝的人口继续恢复,在他在位的末期,“民近战国”,经过秦末楚汉的人口,总算有所恢复。】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脸上的笑意真实了一些,嘴角的弧度都更大了一点。
    大汉的问题仅仅是粮食、经济、或者与缺乏战马之类的吗?不,大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人口稀少,虽然并没有少到最紧张的地步,但同样非常严重。
    稀少的人口,让大汉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粮食储备,也无法组织起对匈奴的有力反击,这么些人口,忙着耕种、修建各处水利设施都来不及,哪能抽出大量来对外作战?
    大汉的人口确实比匈奴要多,但大汉的性质与匈奴又怎能相同?
    而他登基以来,最大的治国目标就是能够恢复大汉的国力,等到他在位末期,能够让人口恢复至秦朝左右,就是他成功让大汉国力恢复的一个证明。
    看到这里,刘恒感觉自己对改正朔、易服色等事情突然起了极大的兴趣——有这样的天命在身,朕自当承担起为大汉订立礼制的责任!
    汉朝初年。
    刘邦松了口气:“可以可以。”
    他掰着指头算了算时间,虽然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刘盈死亡的年龄还是已经明确的,既然如此,再估摸一下吕雉的寿数,以及刘襄兄弟在刘恒登基一两年后先后离世,这么一算,大汉恢复战国秦朝时的人口的时间,离得也不算太远。
    既然这样,他就可以放心了,大汉需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不过,既然如此,那么大汉的情况就已经基本能够支撑起一些战争了,就算刘恒的太子继位后要处理诸侯王和功臣集团的问题,也不应当拖到再下一个皇帝才开始进攻匈奴啊?
    刘邦的脸色不对起来。
    这么算来,难道他这个儿子的继承人在寿数上有所不足?
    【而在刘恒在位期间,除了贾谊外,还有一个人,同样对汉朝的政策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人就是晁错,刘恒在位时期担任太子家令,先前提到的“入粟拜爵”和“募民实边”两个政策,皆由他提出。晁错并不如贾谊一般,是一个地道的儒家人士——虽然汉朝时期的儒家与后世的儒家,有着天差地别。
    晁错在早期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没错,就是法家思想。
    虽然汉朝大部分人都认为,秦朝的灭亡与法家有着莫大关系,但法家也并没有因此消亡,而是依旧维持着一定活力。
    而纵观汉朝,除了初期坚定任用黄老之外,其余时间绝不是单一任用一家学说,而是择其优劣,既有“儒皮法骨”,又有汉宣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定论。
    此后,法家的思想观念一直有所传承,虽然未必是挂着法家的名号。】
    秦朝。
    嬴政眉头都没有动一下,天幕中内容的意思,与先前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秦朝的制度过于暴虐苛刻——他并不意外。
    倒是汉朝后来的这个方式确实有可取之处,王霸道杂之吗?儒家确实也有些能用的地方。
    不过,观天幕之意,法家的思想、或者说手段等方面确实传承了下去,但名字已经不再是法家,那还能是谁?儒皮法骨,只有儒家了。
    始皇帝看向了李斯,果不其然,李斯正在咬牙切齿。
    李斯察觉到了皇帝的目光,但他这时已经完全顾不上了,左右皇帝也不会因为他此时的失态而对他进行惩戒,那他何必压抑自己呢。
    儒家!儒家那群不要脸的家伙!
    嘴上说的好听,仁义道德,各个将其奉为圭臬,还以此来指责他法家残暴没有人性——那你们呢?你们做到仁义道德了吗?
    若是做到了仁义道德,怎么还能厚颜无耻地将他法家的理论据为己有、冠上儒家的名号?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你们整天将礼制挂在嘴边,自己没有礼制,怎么还不知道一死以示清白?
    别说是什么后世儒家的问题——要他看,问题就出在现在这些根子上!
    想着想着,他又突然诡异地找到了平衡:看吧,看吧,看看你们的徒子徒孙,把你们现在坚持的儒家都变成了什么样子?日后的儒家理论,你们看到了,怕也是不敢认的。若是让你们看了,不知道会不会气出个好歹来。
    李斯不无恶意地揣测着。
    汉朝初年。
    刘邦满面赞赏,看样子差点起来高歌一曲以示赞赏和激动。
    “这就对了嘛,乃公就说,怎么能只依靠一种学说治国呢?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需求,只用一种,迟早会出现问题。”
    秦朝不正是如此吗?法家之前确实好用,但到了一统天下之后,就应当适当地做出一些改变了。大汉同样如此,前期是迫不得已,只能休养生息,等到休养完了,怎么还能依旧固守旧历?
    而法家和儒家,都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选择呢?堂堂天子,怎么就不能两者兼有了?
    ——看到后世子孙这么能想得开,懂得实用,他就放心了。
    吕雉在一旁面无表情,她当然并不是对霸王道有什么意见,在这一点上,她和刘邦的态度还是一致的:有用的才是最好的,既然有用,为何非要舍弃一个?
    只不过,这样的风格,还是让她感叹:不愧是刘邦这混账的子孙,简直和他一脉相承。
    看来,就像那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刘邦这个开国皇帝对整个大汉的影响不是一般的深。
    汉朝,景帝前元年间。
    刘启看着天幕,赞同不已。
    没错,汉家就是王霸道杂之,这有什么问题吗?霸道好用,王道也好用,二者结合,才是适合大汉皇帝的执政理念。
    朕是皇帝,从来都是朕选择适合的方法和理论,再加以施行;而不是让朕盲目信奉一种学说,把这个学说捧上神坛。
    没错,说的就是那些坚持黄老的人,他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一种学说奉为圭臬呢?哪个好用哪个不行吗?
    他又不是完全不用黄老,现在大汉也还需要继续发展;他也不是敌视所有应用黄老的人,这些人可以赞同黄老,但也应当懂得应用其他学说啊。
    【其后,晁错担任太常掌故。在此期间,刘恒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
    至此,晁错在自己法家的根基上,又增添了儒家的色彩,这也为他日后的理论观点奠定了基础。
    归来后,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其后,晁错又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述了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刘恒的赞赏,拜为太子家令。
    这也是晁错和刘启君臣关系的开始,自此,他深受刘启信任,被称为“智囊”。
    称为太子家令后,晁错正式开启了自己参政的生涯,与移民等政策有关的《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就是这一期间诞生的,并为刘恒所采纳。
    而对于汉朝的心腹大患匈奴,晁错自然也有所建议。
    他写了《言兵事疏》,切实讨论了汉匈之间的问题和不同,分析了汉军的五点长处、匈奴的三点长处,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操作可能性的对策,包括“以蛮夷攻蛮夷”,“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以众攻寡”等。
    他还强调了将领、兵器等在作战中的重要性。】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点头:“将领和兵甲在战争中确实重要。”大汉如今的成果,离不开卫霍二人,也与大汉此时远超匈奴的冶铁技术有关。
    “晁错所言,字字切中要害,见解透辟,符合实际,都是可以真正实行下去的建议。”刘彻对晁错的上疏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带着对如今部分人士的不满,“不像有些人,抱着自己的理论就不顾实际,亦或者一味贤良……”
    说到后面,他的声音都阴恻恻起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