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宽俭待民
汉朝初年。
刘邦被这段内容中的新情报吸引住了:“丞相灌婴?”之前不还是周勃吗,陈平死了,周勃再次担任丞相……他还想着周勃要担任多久,没想到这就变成了灌婴。
而且,这灌婴明显比周勃更受信任,连太尉的权力都归属了丞相,也就是灌婴军政一把抓。灌婴什么时候这么能获得信任了?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倒是周勃,到底是灵光一闪,自己发现问题,再次自请辞去丞相之位了,还是被刘恒给用某种方法赶下去了?
八成还是被刘恒用不知道什么理由撤掉了吧,刘邦实在不觉得周勃自己能有这个脑子。
萧何看了看,道:“诸王需要就藩,治理自己的封国。”既然如此,怎么能够长久地留在长安呢。
秦朝。
纵然知道大秦已经消亡,但看到如今的林光宫变成了那汉朝的甘泉宫,嬴政还是脸色沉了下来。
明朝,洪武年间。
皇子们对于刘兴居选的时机都非常不屑:“这济北王选了半天时机,还不如不选。”
朱棡感叹:“情报工作一定要重视,再重视都不为过,”不然像刘兴居这样挑了这么个时机,只能是贻笑大方、留名青史,“这就连宋太宗的情报工作都远不如。”
朱橚还怀抱一分善意,劝道:“好歹济北王以同姓诸侯王反叛,是史上第一例,毕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对象,做成这样也很正常。”虽然能力当真不行。
嗯……
是不是有什么不对?
他们为什么要开始讨论同姓诸侯王造反的事情?还嘲笑对方时机选的不好、情报工作太差?
兄弟几人面面相觑几秒,都齐齐闭了嘴,将这个话题略了过去,转而开始夸赞起刘恒。
“文帝知人善用,重视恩德……”
【知道刘兴居造反后,刘恒让灌婴回防长安,又派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带领十万兵马去镇压,自己则赶往长安。
回到长安后,刘恒下诏,大军未至时就自行安定的官民、投降的官民都无罪、官爵不受影响;就连和刘兴居一起反叛的,只要及时回归正道,同样无罪。
很快,刘兴居就被俘自杀,国除。
起兵作乱的刘兴居死了,压力再次来到了功臣集团,特别是周勃头上。】
汉朝初年。
刘邦有些惊讶,周勃都回到封地了,还能有什么事情?
他选择性忽略了自己在诸侯王回到封地后搞出来的事情,刘恒的时候和现在怎么能一样呢?自己可是因为那些诸侯王都不安分,才只能忍痛下手的。
想到这里,他不由道:“我儿仁厚,对所有人都颇为宽和,必然是周勃又做了什么事,才让他走向不好的境地的。”
“……”吕雉几人无言以对。不只是对他这样的厚脸皮,还对他这个“我儿”。
刘盈则是感到了区别对待的痛苦,以往这种痛苦都是在面对刘如意的时候才会感受到的:为什么父皇不夸赞自己呢?自己难道不够仁厚宽和吗?
【前面我们提到过,陈平死后,周勃再次担任丞相之位,但很快丞相就变成了灌婴。
这是因为,在周勃担任丞相十个多月后,刘恒决定再一次削弱功臣集团的势力,他对周勃说:“前些时候朕让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有的人托词不愿前往。丞相是朕看重的人,应当做一个表率。”
于是,周勃就被罢免了丞相之位,前往封国。
但到了封地的周勃并没有能够安享晚年,每当河东郡守、以及各级地方官员到达绛县的时候,周勃都经常身披铠甲、让家人手持兵器来见郡守、郡尉——因为他担心这些人是来诛杀自己的。
其后,很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行为,有人上书告发周勃,说他想要谋反,刘恒就把这件事交给了廷尉,廷尉又交给了长安的府衙,逮捕了周勃。】
汉朝初年。
饶是刘邦也一时沉默了。
周勃为什么要披坚执锐地面见郡守和郡尉?因为他害怕自己被诛杀。
为什么周勃会有这样的想法?除去他们当年自己搞的政变诛杀诸吕、以及吕雉为了巩固统治而对刘姓诸侯王的举措,最根本的当然是刘邦的种种行为。
刘邦当年说的多好听啊!结果,后来呢?旧人们或死或废的有多少?
刘家的皇帝值得信任吗?周勃显然对此没什么信心。
或许最初觉得刘恒好控制的时候不这么觉得,但经过几年的接触,刘恒到底是什么情况、手段如何,周勃到底也看清了一二,他自然再不能认为刘恒是一个无害的存在了。
他到底是刘邦的儿子。
刘邦清清嗓子,坚定道:“我儿怎会是一个冤枉功臣的人?周勃的事情明显不是真实的,这样的情况,定会还他一个清白,怎会让他背负污名而终?”
【周勃被关在监狱里惶惶不安,还遭受了狱卒的欺凌。无奈,他只能给狱卒送了金子,狱卒就提醒他说,让公主,也就是刘恒之女他的儿媳作证,证明他的清白。
周勃又把自己因为增封获得的赏赐都送给了薄昭,薄昭向薄太后进言,获得了太后的认同。
于是,太后就责备刘恒:“绛侯当时身挂皇帝赐予的印玺、掌管北军的时候不谋反,如今身居绛县,反而要谋反吗?”
刘恒已经看到了周勃的供词,又有太后的话,就派使节持符节释放了周勃,恢复他的爵位和封邑,其后,周勃再次回到封地,直到十一年去世,谥为武侯。】
汉朝初年。
刘邦越看,越对刘恒这个儿子的手段感到满意:“明确自己的处境,先示人以弱,再恩威并施,伺间而动,一击即中……天下之事至矣。”
没有因为得登帝位就一时忘形,也并没有因为缺乏力量而怯懦不安,而是心思沉稳、头脑冷静,通过各种方法先稳固自身,随后再制造或寻找时机来处理这些骄横无礼的功臣集团。
最后,既抑制了这些人,又没有引发动荡,做得实在是好啊!
这是乃公的儿子!
至于说周勃给薄昭送礼,让薄太后帮自己说话的事情,刘邦不以为意。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当时刘恒心里已经有数了,薄家不过是意料之内罢了,况且,大汉的外戚就是这样啊,和后世那些王朝还是不一样的。
他放松了身体,现在看来,大汉交到刘恒手上,他没什么不能放心的,现在的问题还是那个:自己若是没能多活几年,那在刘恒长成的这段空窗期,大汉该怎么办?
吕雉一扭头,就看见刘邦盯着自己。她神色冷淡,暂时并没有什么和刘邦交谈的兴趣——左不过就是这人死了之后的事情,等天幕结束后再说也不迟。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对刘恒这个祖父报以极高的欣赏:“文帝素来仁德宽厚,力求消减刑狱,武侯又是有功的列侯,怎会蒙受不白之冤?”虽然他本人对黄老并不感冒,但是他对刘恒在当时施行宽厚政治的行为还是认同的。
汉家的治国之法,本就不应该局限于一家之言,而应当择适合者而用。
而周勃送千金给薄昭,在刘彻眼中却是印证了另一件事:外戚之家,有时候很好用。特别是一些皇帝不适合直接出面或发言的事情,通过外戚这个途径转个弯,就能处理了,若是再加上太后、太皇太后的出面,有孝道这个大旗,就更方便了。
与刘彻这个皇帝不同,在场的几位文武大臣们看到刘恒的这些故事,则是再一次在心中提醒自己,一定要谨言慎行,不可居功自傲、看不清形势。
虽然他们也知晓文帝的事情,但毕竟只是从长辈口中和一些文字中获取,受到的冲击远不如天幕直接展现画面来的强大。画面中,不论是周勃在封地时惶惶不安、披坚执锐的样子,还是他困守牢狱、被狱卒欺凌的场面,都让在场大臣不断以此警示自己。
大汉建立以来,文帝已经是最为宽和、仁慈、念旧情的皇帝了——啊,惠帝不算,但即便是文帝,同样会对威胁自己不合自己心意的人下手,完完全全继承了高皇帝的风格,更何况如今的这位天子?
周勃是好运逃过一劫,他的儿子周亚夫又是个什么下场?
比之先帝,如今的陛下更加可怕。
【通过一系列举措,刘恒成功压制了一度气焰高涨的功臣集团,稳固了自己的皇位,也加强了汉朝的中央权力。
而在搞政治的同时,他也并没有忘记处理政事。
刘恒处理政事、进行决策的时候,基本围绕一个原则:安民为本。
这可以说是从刘邦建立汉朝以来,到吕雉,再到刘恒、刘启都基本遵循的一大原则,毕竟,汉初的民生着实凋敝,这也造成了汉朝初年国力的衰弱。
因而,对于汉初的执政者来说,保民生、促进民间恢复和发展可谓是第一要务。】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理所当然地认下了这个原则,没错,他执政的一个最大原则就是如此。
就像他登基之后,屡屡封赏刘氏王侯,就是为了让他们对抗那些功臣集团,而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法,除去他自身力量不足外,也同样是因为他不想让天下再起干戈——大汉实在是禁不起啊!
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连宫殿都不舍得建,妃嫔衣着都不允许华丽,为的就是让民间经济恢复,可不是给那些野心之人打来打去的。
唐朝,贞观年间。
李世民同样点头:“民为水也,重民为正。”事关天下百姓,再怎样重视都不为过,何况汉初那百废待兴的情况呢?
他的大唐同样如此,自己登基以来,对民生赋税始终放在最重要的一部分。
魏征顺势发言道:“昔文景年间,敬民爱民,则天下蒸蒸日上,人皆乐也;后耽乐而后贪淫泆,不知恤民之际,天下苦之,四方皆怨气沸,大厦始颓毁。陛下宜戒此。”
李世民连忙点头,一边回想这几天自己又干了什么……没干什么啊?自神迹出现以来,自己每天从早忙到晚,连歇口气的机会都没有,哪有时间去玩乐。
懂了,玄成这就是瞅准了机会说自己的!
【汉朝初年的经济情况相当恶劣。
刘邦建立汉朝的时候,因为多年战乱,已经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有商人囤积居奇,“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吕雉执政期间,虽然经济已经逐步恢复,但仍旧处于比较困乏的状态。
到了刘恒在位,想要修一个露台,因为要费百金而作罢;他的宠妃慎夫人,“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同样要保持节俭的作风。
这固然是刘恒爱惜民力,但同样也是汉朝当时的经济情况的一个反映。】
秦朝。
始皇帝陷入了沉默。
大秦有这么穷困吗?连皇帝的车驾都凑不齐、修个露台都修不起?明明没有啊。
而大秦和这汉朝,也不过隔了一个胡亥,至多再加上几年的征战时间,就能够让情况恶化到如此地步,历经几代皇帝都还没有缓过来——胡亥!
说到底,还是要怪胡亥。
不过,这倒是解决了他的一个问题,关于之前匈奴右贤王居然入侵中原的疑问。经济情况如此差,那对外的情况大约也好不到哪里去。
倒是扶苏此时精神一振:这就是要重视民的例子啊,等等找个机会和父说一说吧。经过他的观察,在天幕降临后,嬴政对待一些事情的态度也好似有了些许不同。
【那怎么恢复民力呢?最根本的还是赋税。
吕雉时,将田租税率降为了十五税一,又给所有汉朝百姓都分发了土地,哪怕是刑满释放的罪犯也能够分到半顷,推动了汉朝经济的恢复。
刘恒更进一步,田租不再是十五税一,而是三十税一,以此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十三年的时候,还将田租全部免除。
除此之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
处理完税收后,还有徭役,刘恒“丁男三年而一事”,成年男子的徭役每三年服一次,极大地减少了百姓的负担,为农业留下了充足的人口。
除去关于农耕的政策,在钱币商业方面,刘恒也采取了措施。
由于汉初大发不义之财的问题,刘邦制定了对商业严厉压制的政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吕雉时期,因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稍稍放宽了限制;
而刘恒同样再次向前一步,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
这样的政策,极大地放宽了限制、鼓励了商人踊跃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也促进了普通百姓的副业生产,以及盐铁业的发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