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经病，侬就是乡宁唔，会说两句上海话了不起啊……（神经病，这些乡下人真是的……）”
    男人也是个嘴巴厉害的人。
    他耸了一下肩膀，就用学到不久的几句沪上话，把旁边的人嚷嚷顶了回去。
    国难当头。
    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闷烧的怒。
    言语中带着火星子。
    坊间总是有流言蜚语，笑话魔都人排外，小家子气，不容外地人。
    可沪上的百姓却也是真的爱脚下的这片土地爱的情深意切。
    话又说回来。
    外滩晨钟，豫园雅韵，枫泾寻画，佘山拾翠……
    哪个人，无论他是外地人也好，本地人也罢。
    当他脚下踏足这片土地，感受到黄浦江涛声阵阵，像是和这座城市一起呼吸，看着街灯盏盏在晚霞中依次亮起的那一刻。
    谁又能不瞬间爱上这花花绿绿的十里霓虹呢？
    万倾海波，摩登高楼，电车轮船，花鸟鱼虫，乃至从小到大听到耳朵起茧的乡音，都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温暖的情感寄托。
    谁不会像是宝贝疙瘩一样，牢牢的用热血捂在心间？
    家乡的云，故乡的河，对东方人来说，便是他们的母亲，便是心尖尖上最为宝贵，最为珍视的东西。
    无论那是松花江，还是黄浦江。
    都是一个样儿的。
    沪上的好，是东夏人的沪上。
    沪上的坏，也是东夏人的沪上，也是本乡本土人的母亲。
    谁敢说你的母亲不好，人怎么能不会和他斤斤计较？
    纵使是那些不分白昼黑夜，唱着“夜上海，夜上海”的paramount hall百乐门旋转舞厅的姑娘们。
    或许有不少老人暗地里骂骂烟视媚行，不知检点。
    报纸上也三天两头，常常有些国难当头，还天天灯红酒绿的搞小姐评美比赛，不像个样子的时评社论。
    可毕竟是自家的事情。
    关起门来，本乡本土的长辈爷叔们骂得。
    外人可骂不得。
    连堂堂的喜剧巨星的却泼林（注），几个月特地携妻子来沪上，到百乐门拜访，不也得只有在那里竖大拇指的份儿么！
    （注：即chaplin，卓别林。根据粤语发音，民国早期有些上海报纸将其译为此。）
    退一万步说。
    就算它有一千种不是，一万个不好。
    但沪上的姑娘，也都是自家闺女，哪里论得日本瘪三跑来欺负呢？
    眼瞅着小鬼子在狼子野心下步步紧逼。
    不仅仅十九军的将士枕戈待旦，上海本地男人虽然被北方佬笑婆婆唧唧，可又何曾缺少了与脚下的土地，生死共存的决心和血勇？
    但报上南京发来汪院长的一纸公告，就让大家心中泛起的火怒出发，没处宣泄。
    国府行政院会议室里的官员们，蒋委员长，汪院长，大概有什么复杂的局势考量判断，老百姓们了解的不深，可纵使是卖水的小贩，不识字的阿公，看到报纸上的内容，总觉得心里憋着一股气。
    读的不是个味儿。
    婉为劝说？
    什么叫社会各界应该婉为劝说，
    日寇的巡洋舰都开过来了，要是婉为劝说有用，东三省又是怎么丢掉的呢。
    小鬼子要是愿意听得进劝，那还是小鬼子么！
    大家心中有气，可又有些迷茫，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不知说话间就都在了几分冲劲儿。
    说话时，语气都不太中听。
    一来二去，
    人们就吵了起来。
    还是旁边穿着翻领旗袍的女人紧紧的拉着男人的胳膊，用沪地女子特有的精巧，不停的细声细气的讲着“有言话好讲??”，才把逐渐升温的闹剧，平息了下去。
    “出门没看黄历，真扫兴。”
    男人挥舞着报纸，赶散了四周所围拢的人群。
    他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伸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然后从怀中拿出了一只天梭牌追针怀表，看了眼时间，这才抬头问道。
    “小神童，画完了没有，都快两盏茶的功夫了。”
    南京路前的十字路口，原是外商马匹进出跑马场的宽敞通道。
    后来在光绪三十四年的时候，建了东夏最早的一批有轨电车站，路面上黝黑结实的铁藜木轨道纵横交错，像是棋盘。
    棋盘两侧分别对应着足足七层高巴洛克式样的沪上地标性建筑先施大楼，和已经封顶正在准备开业的永安百货大楼。
    这里正是整个旧日上海最是繁华忙碌的所在。
    一个看上去只有五六岁大的孩子，至多七八岁的孩子，坐在大厦前的咖啡厅的椅子边。
    手里拿着一只写生的画板。
    报童的奔跑声，人们的议论声，卖梨子、甜枣雪花膏的小贩吆喝声，读报声，吵闹声，争吵声，有轨电车运行车轮撵过轨道缝隙的叮当之声。
    声声入耳。
    小孩子却神似平和安宁的盯着画板，手中寸许长的炭笔勾勾画画，对外界的繁杂之声，充耳不闻。
    几岁大的小孩子的脸上，带着几十岁老僧般的宁静。
    似乎已经入定了。
    这便是沪上人人称奇的神童曹轩。
    他们可早就听说了这位画坛大家关门弟子的威风。
    去年恰逢江南水灾，文艺届人士齐聚南方，在新吴组建筹款委员会，义演，义卖，大师云集。
    共筹得法币二十七万余元，物资无算。
    同时。
    南派画宗掌门新收不久的关门弟子曹轩，也彻底出了大名。
    《大公报》的娱乐版刊登了一张在筹款会场记者所拍到的照片，并配文为「北余南曹，南画北腔，一时瑜亮，天下奇景」。
    “北余南曹、南画北腔”这个说法，一时间，便被文人传为天下奇谈。
    北余南曹中的“北余”指的是同光十三绝中的老生三鼎甲中的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的亲孙子，戏曲大宗师谭鑫培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所收的弟子余叔岩。
    能让当时的伶界大王，天下第一角儿谭鑫培在七十岁高龄，又忍不住动念收了一位徒弟，自然不会是什么普通人。
    余叔岩从小就是京剧界极富盛名的大神童。
    光绪二十五年。
    余叔岩年仅八岁便登台挑角。
    满堂皆惊。
    世人认为他不过总角之年，就已得了父祖台风之精髓，有望成为京剧界未来三十年的扛鼎之人。顷刻间，便以艺名“小小余三胜”之名，响彻大江南北。
    到了三十年代。
    余叔岩已经誉满京华了足足半个甲子，是北方戏剧艺术的超级大家。
    先与梅兰芳梅老板一起挑起了裕群社的大梁，又后和杨小楼共创了双胜社，并且又以余派创始人的身份，和梅兰芳在京城成立了国剧协会。
    此时正是他声名最闪耀四海的时候，可能让余先生读报纸时，自己都会感到啼笑皆非。
    身为天底下有数，一场堂会动辄上百大洋的大角儿！
    那个在报纸上被和他并称为，北余南曹，南画北腔一时喻亮的“南曹”……
    还是个穿开裆裤的小孩子。
    不过。
    报人把一个小娃娃，竟然抬到和余大家比肩的地步，在戏谑玩笑之余，也是有原因的。
    两个人的出生传承，确实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
    按旧时候的规矩来算，比起余大家，甚至曹轩没准要更显赫一些。
    职业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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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当时的评价者们看来，余叔岩是名伶之孙。
    而曹轩是新安曹氏出身。
    他是乾隆、道光，嘉庆三朝的宰相、书法艺术家，有清一代八位谥号“文正”的名臣中的汉中堂曹振镛的远房侄玄孙。
    当然，其实这层冷门关系并不比当时民国报纸上调侃张爱玲炫耀家世的名言——“太平洋里演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埔江的自来水，便说自己喝过了鸡汤，八干子打不到个亲戚。”来的近多少。
    （张的曾外公是李鸿章。）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他的老师。
    谭鑫培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收了余叔岩做为徒弟。
    而受家人故交所托，曹轩从他刚刚出生下的第一年不足岁的时候，就在襁褓中，举行了拜师礼。
    被南方画宗的掌门人摸着脑袋，告诉世人——
    “这个孩子，便是我这一生的关门弟子了。”
    非常人有非常之举。
    余叔岩八岁扛角。
    而那位绘画大宗师在赈灾会上，将曹轩的一页线描小像送上义卖台，然后重新又拿回了小像，从怀中掏出了一封写着“伍万元整”的央行现金支票，投入捐款巷中，对着全场的大师们说出，“我的弟子，等他二十年，这一幅画便值5万元”的时候。
    曹轩才年仅五岁。
    举世皆惊。
    不惊也不行。
    老爷子这事儿干的太酷，太他娘的有艺术家气质了，堪称民国年间搞行为艺术、市场营销的典范。
    整整五万元。
    同样是激励晚辈。
    人家画宗巨擘就是巨擘，大宗师就是大宗师。
    出起手来真是又高又硬。
    不同凡响。
    这可比顾老头抠抠搜搜，掏出500美刀来买孙子人生中的第一幅画，高了何止几个维度的逼格。
    这张支票，面值大约相当于如今的400万元左右，价值两辆当年最时髦的劳斯莱斯或者别克世纪豪华轿车。
    鲁迅在北大教书，一年到头的收入也就4500到4800法币的样子，这已经是知识界的高薪了，当年齐白石老人初来北平闯荡，在琉璃坊卖扇面，画一幅扇面收费不到十元。
    还有的是人嫌太贵。
    老先生为了给自家宝贝关门弟子撑场面，为了雏凤初鸣的第一声脆响，“叮”的够嘹亮。
    抬抬手。
    就是迅哥儿十年的薪水，白石老人五千幅扇面，扔出去了。
    以此想来。
    当七十年以后，唐宁二十岁的年纪在魔都双年展上出道，斩获金奖的时候，曹老爷子开心的直接从英国定了辆进口跑车送给自家徒弟。
    并非是多么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这玩意都是遗传。
    都是些拿钱不当钱的主儿。
    余叔岩先生再如何是戏剧大家，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的演出，唱堂会，说句不好听的，还真未必能挣到五万元。
    所以这个「北余南曹」的说法，听上去有些让他无言。
    却并不憋屈。
    神童曹轩，也算一夜之间，就彻彻底底的出了大名。
    张爱玲说——出名要称早，曹轩出名已经早无可早了。
    再早，就要早到娘胎里去了。
    名头传播速度之快，营销成本之高，被市井小报提及次数之多，提及“五岁五万，岂不不是百岁百万”的闲话之热络。
    半个世纪后4岁便成了香港荔园红角的童星的梅姨梅艳芳，比较起来，恐怕也只能在那里甘败下风。
    余大家还很大度的抱起曹轩，在记者镜头前照了一张相，用以做栏目封面。
    江南筹款会后，余大家返回北平，津门等地巡演。
    而曹轩的师父则带着他继续南上。
    沪上风气开放，又纸醉金迷，南来北往的客商都汇聚于此，是整个远东的贸易枢纽。
    它像是一支31.8平方英里的巨大花瓶，世界的美丽与丑恶，国家的兴旺与衰败，皆交错插于其间。
    沪上与北平，便是牵动整个民国文艺风云的两只风眼。
    想要做下一代画宗的接班人，终究要看能不能在魔都站的稳脚跟。
    人人都想间间这位一幅画能换两套三进院子的天才神童，到底是不是真的长着三头六臂，是画圣转世。
    有游手好闲者在他住宿的酒店日夜等待，只为得睹真容，却泼林来上海新光大舞台的时候，观看完《火烧红莲寺》的台本，听到报纸上的段子，曾特地提出，想要见见这位艺术天才，金融家埃利·嘉道理爵士邀请他去新建的浦东豪华酒店赴名流晚宴。
    连诗人徐志摩的父亲，刚刚经受了丧子之痛的晚清实业家徐申如，读了报上的评论后，都有些触景生情，动了请他去家中喝咖啡的念头。
    神童曹轩，甚至因此成了魔都当地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因为想要目睹曹轩真容的好奇的沪上市民实在太多，商人们发现了其中的商机，新安百货大楼的东家，为了替即将新开业的百货大厦聚笼人气，提高社会知名度。
    特地重金聘请的曹轩师徒光临店面，在门前的露天为了画像一旬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