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建国历程
    早在公元3世纪时，新加坡这个小岛就在文献上留下记载，但直到19世纪初，它成为英国的贸易据点，才算正式走入世界格局。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英殖时期，新加坡从一个荒废的渔村发展为世界著名的港口之一，但“二战”中也曾遭遇日军的黑暗统治，之后它逐渐走向自治。经过短暂的新马合并，1965年，新加坡独立了，从此开启了独立治国之旅。
    早期文明
    新加坡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但在之后长达1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个小岛若隐若现，关于它早期文明的发展，只在欧亚各国的历史文献中有零星记载。如今，也只能从这断断续续的记述中，一窥新加坡的“前生往事”。
    14世纪金饰一只黄金臂章和两只戒指，1928年在新加坡福康宁山发现，被视作“新加坡的珍宝”。
    关于新加坡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公元3世纪的《吴时外国传》。这是中国古代东吴将领康泰所著的一本传记，书中记载了他出使南海时的经历和对南洋各国的所见所闻，其中讲述了一个名叫“蒲罗中”的小岛，那时岛上已经有土著民居住。据现代学者许云樵考证，“蒲罗中”就是新加坡岛最古老的称呼，它来自马来语“pulau ujong”，意思是“马来半岛最末端的岛屿”。这个名称比后来的“淡马锡”早了1000多年。但之后关于新加坡的记载，都少之又少。
    到了1320年，元朝曾派人到一个叫“龙门牙”的地方寻找大象，这很可能指的就是如今的吉宝港（众多周知，吉宝港前曾有一块巨大的“龙门牙”石，后来因港口发展被炸掉了，近几年又被重新修复）。而1330年前后，另有一个名叫汪大渊的中国人来到此地，在他的记述中，表明这里已经有中国人在此居住了。
    “淡马锡”是新加坡13世纪前后的称呼，这个称谓最早见于1365年的梵文史诗《爪哇史颂》。它同样来自于马来语的音译，意思为“海域”或者“湖泊”。在中国明朝时期，对新加坡的称呼也沿用了“淡马锡”这个名字。
    新加坡的另一个称谓就是众所周知的“狮城”，实际上“新加坡”是梵语“狮城”的谐音。相传，14世纪时，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的一位王子带着妻子和随从外出狩猎，发现一处洁白的海滩，听说是“淡马锡”，便上岛一游，突然看到岸边有一只黑头红身、胸生白毛的异兽，当地人告之为狮子。王子认为这是一个吉祥之兆，遂决定建设这个地方，并为之取名“狮城”。在当时，“狮城”翻译为“新加坡拉”，新加坡拉也在那个时候成为一个较为繁忙的小港口，精美的中国瓷器碎片曾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被发掘出来。
    据史料记载，新加坡在14世纪时归属于拜里米苏拉建立的马六甲苏丹王朝。拜里米苏拉本是室利佛逝巨港东南区域的王子，后室利佛逝被满者伯夷国攻占，他也因得罪满者伯夷国国王而遭到追杀。拜里米苏拉逃到了淡马锡/新加坡拉，在那里自立为王。但那个时候，淡马锡/新加坡拉隶属宗主国暹罗（泰国）。暹罗国主对此十分不满，派兵讨伐，拜里米苏拉只好又迁往满剌加（即马六甲）。1405年，拜里米苏拉宣布脱离暹罗，正式建立马六甲王国。
    不久，拜里米苏拉向明朝称臣，明成祖封其为满剌加国王。他站稳脚跟，继续统一马六甲地区，淡马锡/新加坡拉渐归于其版图之下。在其后继者的统治中，马六甲王朝盛极一时，占据了整个马来半岛，并改称马六甲苏丹王朝。淡马锡/新加坡拉成为重要的港口，负责为王国提供战船。
    苏丹王朝和中国明朝一直保持友好的密切关系，几代国王都曾亲自到中国访问。郑和7次下西洋，有6次都曾在马六甲王国停留。关于郑和下西洋，这在新加坡后来的国史中也有记载。除了中国的舢板，印度船、阿拉伯独桅帆船、葡萄牙战舰和武吉士的纵帆船等也纷纷造访于此，往来于新加坡拉附近的海域。
    后来，苏丹王朝逐渐没落，到了1511年，被外来的葡萄牙殖民者占领。苏丹国王退居宾当岛（今属新加坡）继续抵抗葡萄牙人，其子还分别建立了柔佛和霹雳两个小王国。新加坡成为苏丹人与葡萄牙人交战的地方，相传，这里在战争中遭到极大破坏，后被各方遗弃，房屋损毁沦为丛林。从此，新加坡岛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沉寂于历史长河之中。
    英属时期
    若说新加坡的现代历史，应是从成为英国的贸易站点开始的。1819年，东印度公司官员莱福士“独具慧眼”，力抗重压，将新加坡开辟为新的贸易据点。在渡过了重重障碍的早期危机之后，这个小岛终于纳入英国殖民地范畴，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它大力发展自由贸易，吸引外来移民，逐渐从一个沼泽遍布、几被荒弃的渔村，发展成世界著名的港口之一。
    莱福士雕像这尊雕像矗立在莱福士登陆点，1819年，莱福士就是在这里登陆上岸，从此新加坡开始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从被遗忘到被发掘
    在苏丹王朝没落的200多年间，马六甲海峡一带战乱不断，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来到这里，相互抢占殖民地，建立贸易据点。尽管这一带海上活动频繁，但新加坡已处于边缘地位，几乎被人遗忘。19世纪初期，礁石、浅滩和破碎的岛屿使这片海域险象环生，海盗肆虐，战乱频发，令葡萄牙人、荷兰人被迫开辟了其他航道，而这里被完全留给了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在这一带海域游荡，偶尔同过往的船只交换鱼和水果，也会做些打劫的勾当。
    18世纪中晚期，英国即通过东印度公司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和槟榔屿建立了贸易据点，并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抢占了荷兰在东方的马六甲和爪哇等属地。但随着战争的结束，两国签订条约，英国同意将马六甲和爪哇一带的原属荷兰殖民地归还荷兰。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东印度公司驻扎官们担心若荷兰完全控制了这片海域，英国将在此无立足之地。因为荷兰在所属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收取惩罚性关税。
    其中，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就是曾担任爪哇副总督的莱福士。莱福士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也是一位目光长远、超越现实的梦想家。在他的多次努力下，印度大总督允许他在廖内、柔佛或海峡东端建立一个据点，以保护英国经马六甲海峡的商路，但前提是不得与荷兰人发生冲突。
    莱福士得到了原马六甲驻扎官威廉·法夸尔少校的协助，他也不赞成将马六甲地区归还荷兰。经过一番考察，新加坡这个几被遗忘的小岛成为他们选择的对象，因为这里还没有荷兰人驻扎。当时，柔佛帝国（原苏丹小国）四分五裂，许多岛屿被地方酋长控制，新加坡岛便是掌控在酋长天猛公手中的小岛之一。在莱福士到来之前，小岛上仅有居民约1000人，多是当地的土著。天猛公带领着手下在岛上打鱼、采集果子，并充当海盗为生。他们也非常愿意与某个殖民帝国合作，以获得额外的利润。
    莱福士考察这个小岛之后，发现其西南岸全是沼泽，但东北岸土地平实，河口是个天然的港湾，而且地理位置优越，淡水资源丰富，是再理想不过的贸易据点。于是，1819年2月，莱福士在到达这里一个星期之后便与天猛公以及名义上的苏丹（天猛公的女婿）签订了条约，将这里划归东印度公司旗下的站点，当然他们要向天猛公交纳一定数额的年贡。
    这一消息传出后，遭到荷兰人的强烈反对，以及东印度公司董事们和英国当局的指责，他们担心会影响英荷之间的谈判。英方驻槟榔屿的长官向荷兰人保证会制止莱福士的“自作主张”，但莱福士的行为已经在加尔各答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报纸对此表示了欢迎。正因为英方信誓旦旦的保证，所以荷兰人并未采取强硬措施，而在之后英荷之间旷日持久的谈判中，关于是否保留新加坡这个贸易据点的问题也被拖延下来。经过一拖再拖，这个摇篮里的新据点也得以生存下来。
    ◎三年的自力更生
    签订条约之后，莱福士就离开了新加坡，这里留给威廉·法夸尔少校管理。法夸尔是位有经验的管理者，许多原来的部属都追随他到新加坡参与拓殖。尽管伦敦当局还未承认这个据点，但印度大总督因为各种原因对此表示了支持。所以，在刚建立的几个月里，新加坡得到了增派的人手和钱款，并且法夸尔还成功截留了500名印度兵保护这里。
    英国东印度公司
    英国东印度公司创于1600年，最初由一群有创业心和影响力的商人组成。同年12月，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其在印度贸易中的特权。这个特许状使该公司得到东印度贸易垄断权21年，而在长期的发展中，它也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1858年，东印度公司解散。
    在莱福士的指示下，法夸尔首先清理了东北海岸的地面，建立简单的防御工事以及居民区。最重要的是，这里免征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很多船只得知消息后不顾荷兰的禁令赶到这里来做生意，一个热闹的市场在这里渐渐形成。1819年5月，莱福士带着一批移民和一部分给养返回新加坡，欣喜地看到这里的变化。他又与天猛公再次签订了条约，扩大了一部分殖民范围，并规划了岛上的族群管理，让他们分族聚居。
    4个星期后，莱福士离开，回到明古连做副总督，之后3年没再踏足这个地方。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新加坡很大程度上是自力更生。那时候通信条件很糟，法夸尔经常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收不到莱福士或者是加尔各答方面的指示。法夸尔鼓励所有新来者到这里定居，到1821年，这里的人口已经增至5000人，其中为数最多的是马来人和华人。并且，来此定居的华人多数为经商的富人，不仅受到重视，也带动了这里的经济发展。
    但法夸尔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财政困难，这位驻扎官能创收的途径非常少，既不能收取关税，又没有永久性出让土地权，来自槟榔屿的给养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没有。一开始他还有一名副驻扎官，后被削减编制，他只剩下了一名文员。1820年5月，法夸尔开始征收少量的港口清洁费。之后，他又违背了莱福士的指示，开办了赌场，并拍卖出售鸦片和压力酒（一种烈性酒）的垄断权。虽然这些做法不值得称道，但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加坡的生存危机。
    宝塔街牛车水的范围包括了十来条街道，宝塔街是其中一条，街两边的建筑修建于早期殖民时期，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建筑。
    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展出的法夸尔自然图集热衷于探索热带地区动植物物种的法夸尔在新加坡任职期间，聘用了当地华人，用水彩绘制马六甲一带的动植物外表形态，一共画了477幅，包括了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发现的植物、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鱼类和昆虫，从这些画中可以看出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这部图册是19世纪初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南部地区自然生态最大、最完整的记录。
    街边殖民风格的洋房史各士路上的这栋老房子如今是一家咖啡馆。
    靠着这些收入，法夸尔启动了一项公共建设工程计划，增强了人们对新加坡日后发展的信心。但在当时，新加坡的地位在法律上并不稳固，英国当局包括莱福士禁止在岛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法夸尔殚精竭虑，顶着巨大的压力，准许商人们自建货仓，并调节商人们与当地酋长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他还成立了一支常规的警察队伍，来维护当地令人担忧的治安。虽然有各种困难和限制，新加坡还是在法夸尔的管理下独立发展着，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一个不容忽视的港口。
    ◎莱福士的“大刀阔斧”
    1822年，莱福士重返新加坡，虽然这里的变化让他十分高兴，但他对法夸尔的一些做法也非常不满，比如允许赌博和鸦片贸易合法化，让欧洲商人扩张到中央区域等。莱福士决定亲手处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并安置亲友和手下，架空法夸尔的权力，迫使对方辞职。公平来讲，莱福士对法夸尔确实有些过分，他一味苛责对方，完全忽略了当初新加坡面临的困境。
    莱福士先是对城镇进行改造，花重金铲平一座小山，将西南沿岸的沼泽地填平，并疏通河道，再次为各族群规划了不同的居住区。在市中心区域，房子都要按照规定建造整齐的街区，商业建筑都必须采用同样的砖石结构。而在商业区域，欧洲人和亚洲人的商铺、货仓相邻，有利于贸易发展，这也奠定了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基础。至此，新加坡结束了这一时期的杂乱建筑时代，居民大规模搬迁。不得不说，莱福士的这一城镇规划理念，深深影响了新加坡之后的花园城市建设。
    他又下令关闭赌场，废除奴隶制度，对酗酒和吸食鸦片课以重税，力求戒掉这里的一切恶习。在司法上，莱福士以英国法律作为新加坡的普通法，并提倡欧洲平民参与到行政和立法事务中来。在教育上，他集资兴建了一座新加坡书院，以培养公务员和教师（但这座学院在他离开后半途而废）。在贸易上，他决定永久实行自由贸易，不向来往船商征税。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他还又与天猛公签订了一项新的重要协议：买断在划归他们的领地之外的司法权威和其他权力。以此防止天猛公等地方权贵干涉新加坡的发展。
    虽然莱福士在这块土地上最后只待了8个月，但他的措施基本决定了这块殖民地未来的发展特点。他的继任者约翰·克劳福德虽没能贯彻他那些太过理想的政策方针，但完全秉承了自由贸易的中心思想，并遵循莱福士定下的城市规划。克劳福德不但免除关税，连停泊费等费用也都免了，使新加坡成为一个连港务费都不收的自由港。1824年，英国与荷兰旷日持久的谈判终于结束，新加坡和马来亚都归英国。新加坡的地位得到了承认，克劳福德也与天猛公签订了新的条约，获得了该岛的完整主权和所有权。新加坡一跃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首要港口，其财政收入甚至超过了马六甲和槟榔屿的总和。
    华人女子学校一所新加坡女子学校的女孩子们在户外学习，时间应该在1890年到1923年之间。
    一张1828年的画展现了当时新加坡的样子。
    ◎在波折中壮大的小小殖民地
    1826年，新加坡与马六甲、槟榔屿合并为海峡殖民地，由槟榔屿总督统一管辖，这次合并结束了新加坡独立“创业”的岁月。不久，新加坡有了第一套正式的司法体系——英国皇家司法宪章，一些有身份的人士得以加入陪审团中参与司法工作。但这些对新加坡而言，在最初的几年里并没产生什么影响，驻扎官如走马灯似的更换，也未在这个岛上留下多少政绩。反而因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复杂的司法体系，导致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于是在1930年，海峡殖民地这一体制被撤销，新加坡成为孟加拉管辖区的一个下属辖区，司法部门也一度被关闭。
    183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新加坡的财政情况雪上加霜，政府只有极力节省开支，公务人员的薪金一再削减缩水，直到1867年情况也没得到多大的改善。虽然公务人员苦苦挣扎在贫困线上，但这里的商贸活动在1830年之后仍旧繁荣起来。当地人口迅猛增长，在1836年已增长到3万多，其中华人成了最大的社群。华商控制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东部沿海各个港口的贸易，新加坡的商业体系也主要依赖欧洲资本和华人企业的结合。在这一时期，多家银行和媒体设立，商业机构和设施也建立起来，为新加坡成为国际现代化港口奠定了基础。当然，这里仍存在着诸多问题，除财政困难之外，新加坡仍得不到东印度公司的重视，币制混乱，海盗肆虐，工农业发展缓慢。
    19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蒸汽船逐渐进入这片海港，新加坡作为贸易港口的地位更加稳固。进入19世纪50年代，因为东印度公司一直不太重视新加坡的港口建设，所派来的总督也个个独断专行，越来越引起商人们的不满。他们希望新加坡能脱离东印度公司，接受英国殖民地事务部直接管辖。但因为伦敦当局考虑到军费的开支和一位开明总督的到来，此事被搁置了10年。此后，在总督加文纳的管理下，新加坡抵住经济衰退的风暴，并成功抵制了加尔各答当局的各种征税要求，另外公共工程得以修建，行政、警务、司法等领域也都得到改革和改善，新加坡开始有了城市的面貌。
    天福宫位于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始建于1840年，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庙宇之一，1973年被列为新加坡国家古迹。
    ◎英国直辖殖民地时期
    1867年，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关闭，伦敦当局也有了可派往新加坡的军队，随即将3块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都归为直辖殖民地，由伦敦殖民地事务部直接管辖。但这种猝然的改变不但令加文纳总督愤然离去，就连曾一度要求脱离东印度公司的新加坡商人们也感到难以适应。虽然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商业和政策制定中心，但新的总督并没有受到欢迎，槟榔屿的商会也抱怨连连，认为新加坡挤占了自己原来的主导地位。
    当时，岛上帮会私斗严重，治安混乱，移民旷工与马来当地权威之间冲突不断，而伦敦当局对这块殖民地也不怎么重视，让新加坡人倍感失落。在经历了过渡时期的阵痛之后，新加坡才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这里成为英国港口与采矿要地之间航路上的重要结点，英国政府也加强了这里的防务工作。1877年，华民护卫司署成立，首任护卫司毕麒麟不仅禁止了苦力贩运贸易，还压制了各个帮会，禁绝强迫卖淫活动，处理了长期存在的赌博问题。后来，《帮会法令》颁布，大的帮会都被取缔，这成为新加坡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一时期，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锡、橡胶、石油等成为主要的转运货品，新加坡也成为重要的橡胶市场。银行业的发展，通信手段的改善，港口设施的更新，大型船坞公司的建立，无一不标示着这个港口逐渐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到了20世纪初，新加坡已从沼泽遍布的荒地，跃升成为全世界第7大港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并未卷入战火，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不可避免地成为日军争夺的对象。而接下来，新加坡面临的是一段极为惨淡的岁月。
    丹戎巴葛老街丹戎巴葛路上有一片丹戎巴葛保留区，这里的建筑都颇有历史，一般为两层，也有不少三四层的，一层都有走廊，用来遮阳避雨，在潮湿多雨的新加坡，这种设计是相当好的。
    日据时期
    1942年2月，日军穿过柔佛海峡进入新加坡，从英军手中抢夺了这个小岛的控制权。从此，新加坡进入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段时期，许多华人惨遭杀害，人心惊惧不安，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腐败横行、物资极度短缺，以及战俘与劳工的悲惨命运，都将这个小岛拖入一场灰暗的泥泞之中。
    香蕉票正面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文莱期间发行了这种10元面值的军用票。因为正面印有香蕉树图案，所以俗称“香蕉票。”
    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岛上爆发了一次印度兵兵变，而镇压这次兵变主要依靠的是同盟国舰队的帮助，其中有两艘是日本舰队，所招募的临时警员多半也都是日本人。这次事件令日方惊异，他们看到了大英帝国内部联系的松散，也让各界认识到新加坡的安危要依赖日本的友情援助。自此之后，日本在新加坡扩大了影响力，发展了更多的商业活动。但这次兵变的真正教训，在27年后新加坡人才全部体会。
    1941年12月8日，日军第一次出其不意地轰炸了新加坡，当时，整个小岛毫无准备，猝不及防中拉开了战争的序幕。新加坡是英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南洋华侨的抗日中心，所以日本必须要拿下它，占据这里的航道，拔除这里的抗日力量。尽管英军也做了抵抗，并不断增派了联邦军队，但已失了先机，战斗力无法护卫这片属地，1942年2月，日军仅用了两个月便占领了新加坡。新加坡人甚至还没回过味来，就沦为了“战败国民”。为避免过多的伤亡，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宣布无条件投降，将近13万的英国军、澳大利亚军和印度兵成为日军的阶下囚。
    日本人占领这里后，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意为南方之光。这个名字对新加坡人来说，都多少带着讽刺意味。之后，在接受投降的前14天，日军展开疯狂的“肃清”行动，以报复当地华侨和义勇军曾进行过的抗日活动。所有年龄在18～50岁的成年华人男性都被驱赶到“检证中心”挨个盘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空地上，没有水和食物，经受风吹雨淋和鞭笞。那些据说是抗日分子的都被抓出来送往监狱，但大部分被杀掉。他们有的被用船运到绝后岛（圣淘沙岛）附近被扔进海里，有的干脆被赶往海里用机枪扫射。据实际估算，在那两个星期里，被杀害的华人平民约有2.5万人。日本人本来希望华人自愿与之合作，以方便他们更好地管理这里，但“肃清”行动使这种可能性变成没有可能，大屠杀在华人心里都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空袭过后的新加坡1942年初，日军空袭过后的城市冒起滚滚黑烟，不知又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日军对待战俘也相当残酷，拒绝变节的军官和士兵都被杀害或暴力折磨。1942年9月，约有1.5万名战俘被拉到广场上，日方要求每人签下一份绝不逃跑的保证书，但战俘们拒绝合作。他们被滞留在广场上三天三夜，几名逃跑者也被公开处决。这次事件不但没有打击战俘们的士气，反而让他们更加同仇敌忾。战俘营里除了暴力折磨，最悲惨、最困难的还是食物短缺，在被关押的第一年里，他们便被降低了食物配给量，能够参加艰苦的劳作那是更“幸运”的事，因为意味着能得到较多一点的食物。而在日据时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战俘们所得的口粮还不够塞牙缝，很多人都没能熬过那段时间。这些战俘病死、饿死无数，到后来还有一大批被拉去修泰缅那条“死亡铁路”，许多人又在这项苦差中送掉了性命。
    相比于新加坡的马来人、欧亚人和印度人，日方对待华人更为严酷，无论是榨取钱财还是实施严刑峻法总是先对华人下手。在“肃清”行动之后，他们成立了华侨协会，向马来亚地区的华人索要5000万元的奉纳金。其中，新加坡要承担1000万元。日军将领山下奉文当初给出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钱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70多岁的著名华侨林文庆被迫担任华侨协会会长，并以他的名义去筹钱。
    投降仪式后的双方代表团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之后，双方代表团走出大厦。
    欢呼的人群1945年9月5日，面对重返新加坡的英国军队，人们发出了欢呼。人群的上方，英国国旗飘扬，这代表日军对新加坡的占领结束了。虽然英军受到了欢迎，但从此以后，英军在新加坡民众心中的威信大不如前。
    在整个日据时期，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告密和私刑横行，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拥护英殖文化或反日，被宪兵队抓走进行严刑拷打。人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赚到钱便挥霍一空，因为不知道自己和全家明天会发生什么。随着物资的极度匮乏和日方滥发军票（代替英国的货币，俗称“香蕉票”），新加坡长期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不少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米价从1斤5元涨到5000元，城镇住宅的房子也翻了50～60倍。到后来，几乎每样东西都变成“黑市交易”，甚至连巴士车票、电影票等都要以黑市价格交易。到日据后期，大街上到处充斥着无用的军票，在日军投降日，许多人索性把军票当成冥纸烧给自己的先人。
    日军统治期间，改变的不仅是这里的生活，还有人们的价值观。人们以往奉行的公正、善良都不能再作为生存下去的资本，见机行事成为人们看重的美德。一些非法贸易者和赌徒成为新富阶层，那些文员、教师等白领阶层则薪水微薄、处境艰难。这种价值观的改变甚至深深影响到日军投降之后的很多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日军的高压政策激发了新加坡人的创造才能，在工业上生产出许多替代性产品。比如用凤梨纤维制作的麻绳和缆绳，用木薯酿制的烈性酒，用竹子、凤梨叶和茅草造的纸，用橡胶油和汽油混合成机动车燃料，还有在战后仍广受欢迎的三轮车等，虽然这些替代性工业没能延续下来，但这反映了新加坡具备进行现代工业化的潜力。虽然备受压迫，华人仍旧是这里的经济支柱，他们依靠互助合作和极广的人脉在最艰难的时境也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
    1945年8月，日军终于投降，结束了他们残酷又失败的统治，但留下的是一个疾病横行、食不果腹、居住条件拥挤的破败的新加坡。在日军投降、英军未到的一个月里，这里异常混乱，汉奸遭到清算，许多公共设施被破坏。人们等待着英军能降下“甘霖”救民于水火，但这场期盼的实现也许任重而道远。
    日军战犯山下奉文
    山下奉文出生于1885年，是日本著名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山下奉文参与了多次对华战争，屠杀了不少中国军民。他曾全面指挥对新加坡的战争，一举从英军手中拿下了新加坡及整个马来半岛，被称为“马来之虎”。英军总司令白思华被迫率部投降。1945年，日军战败，负责菲律宾防务的山下奉文向美军投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被释放的白思华也参加了这场受降仪式。之后，他成为第一个被美军审判的日本战犯，在1946年被处以绞刑。
    迈向自治
    日军撤离后，新加坡重回英国的“怀抱”，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无法再恢复到战前状态。新加坡人失去了旧日那种对英国保护能力的无条件的信任，加上马来亚共产党的活动，英方对新加坡的新定位，新加坡利益的诉求，尤其是粮食短缺的问题长时期得不到解决，使彼此之间激化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于是，在矛盾共存中，在殖民当局的推动下，新加坡一步步迈向了自治。
    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新加坡的印度儿童。
    日军投降一个月后，英军才赶到新加坡，尽管胜利的光环仍闪耀在英国国旗上，尽管这里的人民都诚心诚意地欢迎英国政权的回归，但昔日的荣光似乎已经不再。对大多数百姓来说，找到工作，有房子住，解决口粮问题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但是英军接管这里之后，饥荒与物资短缺并没有结束，人们对英政府的希望转化为了失望。
    1946年4月，英国军管统治结束。海峡殖民地解散，槟榔屿和马六甲等地正式成立马来亚联盟，而新加坡作为一块王室殖民地被单立出来，由英国总督管理。尽管如此，新加坡和马来亚联盟之间还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人也对新加坡被单立出来表示不满。当时，因为食物的短缺，马来人民族情绪的泛起，马来亚共产党带领劳工们发动了几次罢工浪潮，新加坡政局面临着重重困境。直到1948年，随着经济的复苏，新加坡才终结了粮食短缺的艰难状况。
    在解放后的头两年里，总督一直在咨政委员会的协助下治理新加坡。虽然该委员会没有决策权，但也分化了总督的权力。1947年，行政和立法议会成立，人民有权选出立法议会中的6名议员。1948年，因为马来亚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导致马来亚联邦与新加坡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一状态持续了12年之久。在此之前，新加坡进步党已经成立，在此之后因为紧急状态抑制了新组织的发展，所以进步党成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政党。该政党领袖与殖民政权关系密切，他们愿意与殖民当局合作，共同促进新加坡政治构架的改革和社会的改良。
    1953年底，英国政府修改新加坡的宪法，赋予了新加坡更大程度的自治权。1955年，新加坡举行大选，这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大选选举行政与立法议会会员，并成立了联合政府，大卫·马绍尔成为首任首席部长。但在他执政期间，发生了多次工人暴乱。一年后，在与殖民当局关于新加坡完全自治的想法谈判破裂后，马绍尔辞职，由劳工部长林有福接任。1957年3月，林有福率领代表团在伦敦与英国当局成功达成协议，1958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并得到了更多的自治权力。
    1959年，新加坡再次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得43票，成为最大党，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李光耀当选为首任总理。至此，一场由殖民当局推动，人民行动党“助攻”的自治之旅终于完美落幕，新加坡人的政治觉悟开始崛起，新加坡走上了自治之路。
    新加坡河上的船这张拍摄于1960年的照片展现了当时新加坡河的风貌，河的两边停满了做生意的木船。
    桥南路1965年的桥南路已经非常繁华，汽车行人往来，街两边店铺林立。如今，这里属于牛车水范围。
    新马合并时期
    马来亚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促进了新马合并，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但因为新加坡与马来亚长期存在的差异以及政治、经济上的纷争，注定这条合并之路走不了多远。所以，两年之后，双方分道扬镳，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走上了独立之路。
    1961年5月，马来亚首相东古·拉赫曼提出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沙巴）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邦的希望，由一个中央政府来处理内部的安全事宜。这项建议主要是针对新加坡的，因为东古·拉赫曼感觉新加坡政局不稳。
    1963年9月13日，新加坡与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正式合并，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文莱因为国内发生叛乱而拒绝参加这一合并。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反对合并，两国都曾因领土之争，与新的马来西亚联邦政权展开对抗。
    重要的是，新马合并之后，新加坡与中央政府之间并不和谐，矛盾不断。在合并后的第三个月，李光耀就对马来西亚联邦没有给予新加坡足够的提升社会状况的预算表示不满，新加坡的商人也不断投诉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歧视和打压。1964年12月，中央政府要求提高新加坡上交的税收，这使双方的经济利益矛盾进一步深化。双方都想建立一个拓展的市场，以销售他们新兴的产品，但新加坡不愿放弃自由港地位，而联邦则不希望降低关税壁垒，在相互维权中彼此更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在政治上，两地也有很大的分歧。1963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巫统（马来人政党）、马华国会和国大党组成联盟党参加了新加坡州选举，但这次选举他们未得一席，原有的选举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1964年3月，联邦政府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也以高调的姿态参与这次大选，以期更快地融入马来西亚联邦。但这次举动却招来联邦政界的不满以及敌视，人民行动党也在选举中惨败。不久，因为巫统的煽动以及印尼特务的挑拨，新加坡爆发了严重的种族暴乱，马来主义情绪再度泛起。一些激进的马来人甚至将李光耀视为敌人，认为他是反马来人的社群主义者，威胁到他们的宗教和文化。
    东古·拉赫曼马来西亚第一任总理，被尊为“马来西亚国父”，大力促成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
    1964年7月29日，李光耀来到贫民区发表演讲，指责东古·拉赫曼与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
    鉴于这种局面，首相东古·拉赫曼担心华人会逐步进入马来西亚的政界，主宰这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破坏马来人的绝对领导权。于是，他决定将新加坡“踢”出马来西亚联邦，以保证马来族的统治。1965年8月，中央政府召开国会，修改宪法，以126票的赞成票将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于是新加坡在被动的状态下成为一个有主权的、民主、独立的国家。
    独立治国
    “新加坡没有历史，新加坡的历史从现在开始！”1965年8月，新加坡人发现他们被迫独立了，从那时起，这句豪言壮语一度成为新加坡的流行语。接下来的一切都要面临改弦更张，这个新独立的小国是否能在国际上生存下去也成了问题，但新加坡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日益强大。
    新加坡总统府这片美丽的建筑位于乌节路上，始建于1867年。从前这里戒备森严，1995年1月2日以后，就定期向公众开放。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以防再被马来西亚强行合并或被印度尼西亚攻击。同年9月，它被批准加入联合国；同年12月，它加入英联邦，并在之后成为共和国。1967年，新加坡又协立东南亚联盟，成为东南亚联盟的创始国之一。
    独立之后的新加坡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除了主权纠纷，还有住宅紧缺、土地和天然资源缺乏，失业率高达12%。为了谋求生存，新加坡展开了一连串的措施，发展工业与经济。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住房问题，不但市中心的街区住房拥挤杂乱，贫民区因失火也有上万人流离失所，早在1960年，新加坡便成立了建屋发展局，负责建设所有政府组屋，再廉价租给民众。另外，新加坡也鼓励个人购房，并以中央公基金贷款方式帮有工作、有偿还能力的人来购置房产。直到今天，建屋发展局仍在为国家建造组屋和新镇，现今有将近90%的居民都住在组屋里，实现“住者有其屋”。
    在工业上，新加坡成立了裕廊工业区，并在加冷、大巴窑等地建立轻工业基地，并采取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工业化发展同时促进了新加坡的制造业，电子产品崛起，使新加坡逐渐成为电子产品出口国。并且，作为世界主要的港口，新加坡也成功吸引了国际上许多著名的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和埃克森美孚等），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国。
    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新加坡同样非常重视，不仅修建了多条宽阔的道路，完成电信设施的铺设，还对港口进行了现代化改建，促进港口业务的发展。1961年，新加坡成立经济发展局，并在1965年进行重组；1970年，金融管理局、新加坡发展银行、裕廊镇管理局相继成立；1972年，新加坡又成立了邮政储蓄银行。这些公共部门和银行的设立，方便了新加坡经济与金融业的发展，为其建设现代化都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样，教育也是新加坡优先发展的方面。在几十年内，政府不仅修建、成立了许多小学（目前新加坡有350多所中小学），发展基础教育，同时也注重高等教育的发展。新加坡政府更是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促进了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为自己在国际上发展顺利搭建了语言平台。
    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就已成为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的强国，失业率低至3%，其国际地位再也不容他国小觑。
    总统府大门上的国徽
    新加坡的里程碑
    1819年，莱福士在新加坡建立了贸易据点；1826年，新加坡成为东印度公司旗下的海峡殖民地之一；1867年，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1959年，新加坡脱离殖民统治，成立自治政府；1963年，新加坡与马来亚等国合并，成立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独立；同年9月21日，加入联合国，成为第117个成员国；同年10月15日，加入英联邦；同年12月22日，成立新加坡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