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您怎么过来了？”
    不对劲啊，父亲不是说爷爷要搞大事吗？怎么今天还有时间来自己这里？
    “还不是那些老家伙，一个个，咱还没有说什么呢，一个个就急着蹦出来反对了，就是想为大明做点事，可这一天一天的，总是有人站出来用大道理来碍手碍脚，本以为将丞相制度都废除了，这种情况会好一些，可没想到，这些人硬是没有收敛。”
    昨日，朱元璋说的御驾亲征那是真的有那个想法，太子都说了可以监国，可那些官员们却一个个像是自己前往前线之后就一定会遇到意外一样，晦气！
    “爷爷，他们也是为了您好，您这老骨头，真要到了前线，不是成活靶子？建州女真确实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部群，但咱大明周边又不是没有其他意图夺取我大明的人，要是这些人在这其中耍些手段，没有防备的您，肯定是会吃一些苦头的。”
    “而且，爷爷，那些大人也是不可缺少的，毕竟大明这么大的国土，要是真的只靠您老一个人管理，那也管不过来不是？”
    可不是，历史上虽然朱元璋因嫌弃宰相一职在自己做决定之时碍手碍脚，借着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胡惟庸给罢免了，导致胡惟庸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宰相，但是真的说朱元璋成功拿捏了这群文人又不全然。
    可以说，在朱元璋在位之时是成功了。
    朱元璋本就是穷苦人出身，那些活，他自己应付起来倒是绰绰有余，但是接下来继任的那几个皇帝们却是应付不来。
    建文帝先不提，只说永乐大帝，刚一继位，就设立了一个内阁出来。
    刚开始还好，内阁设立之初本就是为了帮助皇帝们处理一些日常政务，但是跟朱元璋这个劳模相比，他儿子却是不能比，只能说是稍微勤快了点，第三任也还行，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是到了第四代、第五代，这些皇帝就不行了。
    本来就是从小被人伺候惯的，娇生惯养，精细的很，怎么可能忍得了自己成为一国之主之后还要忍受整宿整宿批奏折的苦呢？
    于是，内阁制度出现了，严格来说，明朝内阁是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皇帝咨政机构。
    起初，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辅臣奉使出外办事。
    但随着皇帝的不作为越来越严重，内阁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
    甚至在张居正主政内阁之时，他还说出“我非相，乃摄也！”的话。
    后来，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皇帝们也意识到了这样下去不行，逐渐地，也设立了另一个制度来对内阁进行牵制。
    那就是内廷二十四监之中的司礼监。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明朝皇宫的二十四衙门。
    明朝建立以后，皇宫里拥有众多的宦官和宫女、杂役，每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
    为了加强对皇宫人口的管理，明朝逐步建立了皇宫24衙门，分别是：
    司礼监，御马监，内官监，司设监，御用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在明朝统治的初期，司礼监还仅仅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内宫衙门。
    在朱元璋在位时期，对于司礼监的工作范围有明确的规定：“司礼监，掌宫廷礼仪，凡正旦、冬至等节，命妇朝贺等礼，则掌其班位仪注及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
    换而言之，此时的司礼监仅仅是一个负责礼仪的机构，有点类似于外朝礼部的仪制司。
    在朱元璋在位的末期，司礼监的工作范围进行了全面调整。
    公元1395年，司礼监的工作调整为：“掌冠婚丧祭礼仪、制帛与御前勘合、赏赐笔墨书画、并长随当差内使等人出门马牌等事，及督光禄司供应诸筵宴之事。”
    从工作范围来看，仍然和行政管理不沾边。
    就在朱元璋在位时期，这位开国皇帝，废除了延续了1000多年的丞相制度，皇帝开始直接负责全国各方面的事务。
    在朱元璋、朱棣时代，皇权牢牢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内阁大学士们仅仅充当了秘书和顾问的角色，至于司礼监，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机构。
    不过，由于派遣宦官镇守各地的原因，宦官的地位开始迅速提高，特别是到了洪熙、宣德时代，这些明朝皇帝明显没有事必亲躬的“奉献精神。”
    明朝皇帝们开始怠政，由内阁大学士查阅全国各地的奏折，然后根据奏折提出方案和建议，再由皇帝进行选择。
    这一模式形成了着名的“票拟”制度，也是内阁最重要的权力之一。
    此时，对于内阁上报的票拟，皇帝还会亲自批阅。
    但当明宣宗去世，仅仅8岁的明英宗登基，太皇太后张氏辅政之后，由于男女有别的原因，太皇太后不能直接与内阁大学士们商议政务，只能有内阁上报的票拟，根据自己的看法进行批红。
    此时，太皇太后基本上是口述，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们，根据太皇太后的意思，按照书面用语进行批红，从这个时候开始，司礼监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明史》上对太监干涉有详细的记载：
    “国初，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期智巧，逢其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虽间有贤者，如怀恩、李芳、陈矩辈，然利一而害百也。”
    在明英宗、明代宗时期，司礼监还主要根据皇帝的意思批红，但从明宪宗开始，明武宗、明世宗等几代皇帝先后怠政，内阁承包的票拟，司礼监开始在皇帝提出大概方向的基础上进行批红。
    “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改正。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
    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的地位逐步提高，相当于外朝的内阁大学士。
    《内府诸司职掌》中记载：
    “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随堂，如众辅焉。皆穿贴里，先斗牛，次升坐蟒。先内府骑马，次升凳杌。”
    由此证实了当时司礼监太监们的地位情况。
    拥有批红的权力，使得司礼监足矣成为抗衡内阁、六部的内宫机构，也让一手遮天的内阁大臣们受到了打压。
    但随着明朝整体局势的变化，内阁逐渐势微，司礼监势大，手中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
    首先，派往各地的镇守太监、守陵太监和税官太监，全部出自于司礼监。
    第二，司礼监开始负责提督京营。在明朝军队中，精锐的京师三大营属于明朝的主要机动作战力量。
    早在明英宗在位时期，司礼监开始提督京营事务，掌握了京营的大部分控制权。
    第三就是法司独立权，在明朝统治的前期，如果皇宫里的太监犯罪，也需要由明朝三法司会审。
    明朝的三法司分别是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从明英宗时期开始，如果皇宫的宦官犯了罪，司礼监具备了会同三法司会审的权力。
    第四个权力最重要，那就是提督东厂。
    东厂是明朝赫赫有名的特务机构，由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掌管，一般也是皇帝最信任的太监之一，例如嘉靖朝的黄锦、万历朝的冯保等。
    由于司礼监拥有上述一系列的权力，在明朝的官场上，称呼司礼监的公公们为“内相”，即使是内阁首辅或者开国公爵，也不得不对司礼监让步。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部分官员投靠了宦官集团，成为了阉党的主要外朝成员。
    从最初的内宫礼仪机构，到后来权倾朝野的行政机构，司礼监逐步崛起，并且起到了钳制内阁的作用。
    从司礼监的发展历史来说，与明朝的皇权变化有着息息相关的牵连，属于皇权统治之下的特殊产物。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司礼监的崛起和内阁的确立，都是明皇权统治下的产物。
    大清顺治年间，顺治皇帝虽在宦官们的怂恿下，曾经重新设立了内宫二十四衙门，但在众多贵族和朝臣的反对下，又不得不撤销了这一决定。
    在清朝统治时期，虽然出现了安德海、李莲英等几个比较知名的大宦官，但这些宦官都不能直接干预朝政，地位远远比不过大明时期的“内相”们。
    看着朱元璋询问的眼神，朱雄英有些犹豫，作为后世之人，他当然知道内阁的威力，那可是一点也不逊于胡惟庸一派的，而且，后来，用来抵抗内阁的势力，朱雄英同样也知道。
    可要是他没有记错的话，朱元璋那可是说过“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敕令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的主。
    让整个宦官群体变成了睁眼瞎，他们也就失去了参与政事的权利。
    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可是明朝的太监却成为宦官权利最盛的时代。
    吸取了前朝的失败原因，朱元璋对于皇权的集中不遗余力。
    因为忍受不了胡惟庸这种文官的制约，想方设法将宰相一职废除。
    对于这些宫里的宦官，朱元璋自然不会放松警惕，对于宦官这个群体，他做了特别的限制。
    “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任用，毋令过多”
    这就是朱元璋对于宦官的态度，认为他们这些人只要做些打扫的工作就可以了。
    当然，任何一个天子，如果都能像朱元璋一样工作，宦官们真的也就只能跑腿端茶递水了。
    然而，站在权力中心的皇帝，不可能每个人都像朱元璋一样工作能力超强。
    由于宦官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中心，伴随着皇帝怠政情绪的蔓延，宦官逐渐又重新活跃在了历史的舞台之上。
    而且这个重用速度非常快，并不是徐徐展开的，洪武之后，建文初立，可紧随着永乐皇帝的上任，明成祖朱棣开始宠信宦官，甚至还委以重任。
    不仅设立了东厂，由内臣提监督之，还委任宦官李兴出使暹罗，更是造就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其中东厂只对皇帝负责，可以不经过司法，随意缉拿百姓，东厂就是明朝宦官专权的开始。
    而宪宗皇帝西厂的设置，将明朝宦官的监察制度完全建立起来，西厂可以直接缉拿官员，而不向皇帝请示，从此闻名历史的厂卫制度正式确立。
    可以说，朱家的这些后代子孙们完全就是跟着朱元璋在对着干。
    “嗯，为了可以减轻皇帝的工作量，设立了内阁制度，但之后内阁势大，为了制约内阁，二十四监就逐渐得到了重用。”
    最终朱雄英还是将朱家子孙们没有谨遵先祖圣训的制度给说了出来。
    没办法，细读明史，就能发现明朝皇帝和宦官两者之间，他们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是一种此消彼长，相辅相成的关系。
    皇帝的精力和能力越强，对宦官的使用就能顺心如意，皇帝越是怠于政事，宦官的权力就越大，越能成为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这并不是某一个人说不允许就能避免的，就算是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不行！
    整个华夏历史，宦官是一个伴随封建帝国行走的特定产物。
    在明代，宦官虽然有明皇祖训的限制，但一直未离开权力的中心。
    还是那句话，堵不如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