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入秦，归根结底是出自同门师兄，现任秦国廷尉李斯的手笔。李斯和韩非师承儒家名师荀子，是同窗好友。荀子从儒知法，两人尽得其法家学术真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韩非集法家思想于大成，写出了《孤愤》、《说难》等锦绣文章，广泛流传，世人赞称为《韩非子》。
    半月前，李斯陪同秦王嬴政在咸阳宫后花园散步，散心之余，秦王开口问道：“李斯，我听闻你的老师荀子名传天下，丞相王绾前几天提过：惟荀子之学，堪当今日天下。名师出高徒，不知荀子先生现居何处。”
    李斯躬身作揖道：“多谢王上称赞，老师学究天人，贯通古今，有儒家的根基，有法家的锐气，有墨家仁爱，有道家的超越。但是又非难诸子，卓然自成一家，堪称当今天下学派的颠峰！我只是老师不成器的学生，未得老师八分真传。老师现在应该在桑海的小圣贤庄颐养天年。”
    嬴政却是有些不以为然：“李卿莫要妄自菲薄，你的学识与才干宛若明星，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还需你多多的谋划，谏言献策。”
    嬴政继续开口道：“荀子学问果如先生所言，岂可屈做一个田家翁，不如你请他前来为秦国尽几分力？”
    李斯默然良久，末了一声叹息：“造物之奥秘，生人之艰辛，非人力所能穷尽也！古往今来，治学巨子皆难见容于仕途。孔子颠沛流离，孟子漂泊终生，老子西出函谷，庄子隐迹山野。他们都曾做官，老子做过周室史官，孔子做过鲁国司寇，孟子做过稷下客卿，庄子做过漆园小吏。无论大小，皆一个‘辞’字了结。此中因由，堪称一篇人生大文章。至于老师荀子，他曾经做过齐国的一个小小县令，最终归于原野，淡泊名利，恐怕难以请动他老人家。”
    嬴政听后长叹一声：“野有遗贤，可惜不能为孤王所用，令人扼腕叹息。听说你还有一个同门师弟韩非，他的才学与你比如何？”
    李斯答道：“韩非师弟是韩国公子，其才学十倍于我，尽得老师真传。更近一步，写出了一本法家的旷世巨著《韩非子》。”
    嬴政有些惊讶：“是吗？大秦也是以法立国，《商君书》让秦国变法图强，国力鼎盛，一举超越六国，达到现在几乎可以问鼎天下的局势。不知道韩非能不能给孤王带来惊喜，让秦国再多一个商鞅？”
    李斯回道：“韩非之才，胜过昭昭明月，微臣有《韩非子》一书，王上可以一观。”
    嬴政略微沉吟道：“那好，你尽快送到文章殿。孤会在阅完奏章后抽出一些时间仔细观看。”
    ……
    李斯呈送上来的《韩非子》一书，深深震撼了嬴政的心。他连夜召见李斯进宫夜话。
    是的，《韩非子》一书让年轻的秦王茅塞顿开，清除了许多执政决策上的疑惑。
    嬴政已经大体廓清了《韩非子》的概貌，唯其如此，才有万般感慨。他博览群书，可没有一部书能给他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的奇特感受。这部书在某些地方远远地超越了《商君书》、《慎子》的法家名著。
    秦王嬴政认定，《韩非子》无疑将成为流传千古的法家巨作。这部新派法家书作前所未有的博大渊深，初读之下难以揣摩其精华所在，精读之后方能领略其坚不可摧。《韩非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从根本处着眼，将法家三治（法治、术治、势治）熔于一炉，重新构筑出一个宏大的法家学阵。
    对于以商鞅为轴心的法治派，《韩非子》一如《商君书》明晰坚定，除了更为具体，倒看不出有何新创。这一点，很令景仰商鞅的嬴政欣慰，认定韩非是继商鞅之后最大的法家正宗，是当下符合秦国国情的著作。若非如此，他很可能是不会读完《韩非子》的。
    韩非思想的出新点，在于将术治、势治纳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锻铸，使法治之学扩大为前所未有的“三治法家”，事实上成为战国当之无愧的新法家大师。
    法、术、势三说，此前皆有渊源：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
    在战国诸子百家的眼中，法、术、势三治说虽有不同，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唯其如此，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统呼之为法家。然则，这种笼统的定名，并没有得到法家群体认同。在法家内部，三说之间的区隔是很清楚的，谁也不会将法、术、势混为一谈。可以说，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
    韩非融三派为一家，化不可能为现实，使通晓法家的秦王嬴政惊叹不已。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势者，权势也。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自古治道经典，无不将“势”明确看作权位。《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
    《慎子》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不足慕也……尧为隶属（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权力是律法政令的源头，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没有最高权力，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所以，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到的势治说不可谓不透彻，但因为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
    缘由于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道的根本定位为法治，认为法律一旦确立，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是为法治派。
    术者，寻常泛说的是技巧、方法。然则，法家所言之术，却是治吏之道，是谓术治。战国之世，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
    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无论是势还是法，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这个人群，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否则天下无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的术治。
    显然，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漏洞也很明显。一个最大的尴尬是：国家若不变更旧法（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肃，便不能根除奸宄丛生、**迭起的痼疾，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齐国如此，韩国更是如此。
    嬴政在御书房中不断的踱步，晃得前来夜话的李斯都快头晕眼花了。他突然停下，拍手称赞道：“《韩非子》一书确实新奇，它承认“势”是法治的源头条件，却又清醒地认为仅仅依靠“势位”不足以明法治国，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大治，天下太平。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孤王被韩非的论点深深地折服了。”
    嬴政越说越激动：“但是孤王最为激赏的，还是《韩非子》中问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专言势治者云：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故势治为本也。果然如此，其论则必成两端：尧舜拥势，虽十桀十纣不能乱；桀纣拥势，虽十尧十舜不能治。如此，究竟是凭人得治，还是凭势得治？凭势得治么，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凭人而治么，圣贤无势而天下照乱。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故事来说明：人有卖矛卖盾者，鼓吹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物无不陷也”；有市人过来说：“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贤、势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说也！”
    李斯也在一旁称赞道：“道理简述得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韩非师弟的才学的确世之罕见矣”
    嬴政拍手大笑：“不错，韩非所言至当！势治过甚，与人治无异。法、术、势三者结合，方为上策。”
    从九岁起，嬴政便是秦国太子。从十三岁起，嬴政便是秦国之王。从二十二岁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期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可谓烙印在心，刻刻不忘。
    激动之余，秦王嬴政疑问道：“韩非如此大才，现在何处？可有功业加身？我似乎从未在影密卫搜集的六国良臣明将名单中看过他的名字。”
    李斯叹道：“韩非师弟虽然身负经天纬地之才，但是不得韩王重用，满腹经纶无法施展，只得在临棠溪边结下草庐，埋首古籍经典之中。”
    嬴政却是欢喜：“韩王不是伯乐，哪里识得千里马？韩非之才只有在我大秦这块土地上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化作参天巨木。李斯，你和姚贾立即采取行动，或威逼，或利诱，把韩非请到大秦来。”
    李斯作揖称道：“诺。臣一定尽心竭力。”
    “那好，夜深了，你下去吧。”嬴政摆摆手，斥退左右，自己却独身看向窗外的明月，思考着帝国霸业的未来计划。
    “是，王上注意龙体，早点安歇。”李斯说完，退出御书房。没有人发现，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