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后沼镇的举止跟在红果庄的表现迥然不同。她明显地克制着自己。她不发号施令，不发脾气，只是“好言相劝”对谁也不使用轻蔑的小名（阿加莎尽管是从红果皮带过来的使女，但她叫阿加莎时总要加个“亲爱的”），她完全忘了世界上还有举手打人的事存在。可以认为：她感觉到自己现在是在别人家“当仆人”甚至好象意识到她这个不久前还是个并不富足的贵族太太，有点啃不动这么一大块美味的肥肉，因而老是提心吊胆。
    后沼镇是个拥有一千五百余名农奴的大镇，下辖数个村庄，共有三千余名男农奴。这个市镇分属三个地主所有。其中，我母亲和Э公爵占有同样大小的一份（各有农奴一千二百名），Г伯爵占有的一份最小，约六百名农奴（可是后来母亲买下了他这一份）。镇上有十来条街道，各有专名；市镇中心辟了一个商业广场，四周开设着各种商店。不过这个市镇特别引以自豪的却是两座宏伟的教堂，一座耸立在广场上，里面有一口五百普特重的大钟；另一座建筑在离开市镇稍远的墓地前。几座石砌的住宅，夹杂在一排排大都腐朽发黑的普通木屋中间，自有一派出类拔萃的气势，也是使农民们不无自豪之感的建筑物。这是掌握整个市镇命脉的财主们的住宅。
    镇上没有学校，但大多数农民都会写字，或者更准确地说，能似通非通地涂涂画画，因为这里的农民从事饮食业的居多。他们会在油污的小纸片上记记“青鱼一吊（条），茶一格（客）：油（又）一格（客）：白九（酒）一杯两杯三杯酒”之类的账目。本地人的文化程度不会比这更高了。
    从前，后沼镇完全掌握在Г公爵一人手中，他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分了它。长子和次子各分了相等的一份，老三分得全部产业的一半，外加在边远省份里的一份庄地。
    当时分配遗产的办法非常特别，而且分得毫无眼光。不是按土地，甚至不是按村庄，而是按庄户来分。先分富裕庄户，再分中等庄户，末了分贫苦庄户，也不管这些庄户彼此相隔有多么遥远。有时，比如说，三个毗邻而居的庄户，分别归属于三个领主，它们的景况各不相同，缴纳的代役金也不一样。三家的成员若要结成亲眷，却必须办理一种特别手续，即一般属于不同封建领主的农奴们结亲时必须办理的那种手续。不错，这种分配遗产的办法大都流行于代役租制的领地上，因为在代役租制的领地上，这个或那个缴纳代役金的单位如何安排，安排在何处，对于地主倒是无所谓的事；但是，这种混乱的局面有时也存在于实行劳役制的领地上，特别是在分到第七个和第十四个庄户的时候。
    后沼镇的分配情况也是如此。土地划分得七零八碎，犬齿交错，但对母亲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她经常感到管理上受到的牵掣。到处都有邻居的眼睛盯着她，迫使她不得不克制住自己。她虽然记性很好，但是她能认出的自己的农民——其中大多是富裕农民——却很有限。因此，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当我们没事上街溜达的时候（需要熟悉熟悉新买的庄地），常常遇到成群的男孩跟在我们背后，不住地叫嚷：“札特拉别兹雷：札特拉别兹雷！”语气间竟把这世袭贵族的姓氏变成为双关的俏皮话1。母亲当然知道这些男孩中也有“自己的”农民的孩子，却束手无策。我们也不时遇到一些大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却不脱帽行礼。他们之中，也许有不少是我们“自己的”农民，但是怎样认出他们呢？总之，地主的尊严处处受到损害，虽然我必须说，使母亲感到不快的，与其说是这些有伤体面的事，不如说是那犬齿交错、七零八碎的田地，因为它妨碍了她在管理上施展身手。
    1“札特拉别兹雷这个姓有“穿粗布衣服的人”的意思，故云。
    商业广场没有分掉，营业收入由三位业主按比例分配。他们每年共同制定车辆、铺面、饭店和酒馆的纳税额；此外，也允许在街上和各自的庄园里从事交易，但必须课以繁重的特别税。在讨论这些公事的会议上，五票表决权中，母亲占两票，另外两位业主共占三票1。显然，母亲总是属于少数。
    1这是依各人占有的农奴数目来确定的。
    这使她非常气愤。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她常常设想，商业广场如果拿到她手里来，它一定会变成一棵摇钱树。她本想在自己的庄地上盖一座商店，门面朝着广场，但是这个打算也遭到了反击。
    “你敢情是想用这个办法，把买卖全揽到你的庄园里去吧，”另外两位地主的总管粗暴地对她说。为此，她向法院告了一状，但官司打输了，因为r公爵出面干涉，使她那点菲薄的贿赂无济于事。
    这且不说，连她自己的农民有一段时间也不容许她凭个人的意愿支配商业广场的事务。在商业广场的所有权全部落到她手里以前，他们象另外两位业主的农民一样，每年派几个代表，大家共同制订全年的营业计划。他们现在也坚持这个制度，因此，为了战胜农民的这种放纵行为，行使自己的地主权利，母亲非大下功夫不可。
    不管怎样，母亲一经弄清后沼镇的情况，立即就地界问题提起诉讼，将这个案子委托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彼得-朵尔米东迪奇-莫吉里采夫办理。但是，唉！——我这里顺便说说——无论是母亲，还是她的继承人，都没有见到这件公案的结局，直到农村改革1，把农民们联合在一个乡里，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并使他们有可能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彼此之间的关系之后，这种土地混乱的现象才告终结。
    1即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不过，在庄园里，母亲有一幢很大的宅子。另外两家业主没有庄园，而在她买进的那份产业上，宅园占了相当大一片地皮（十几俄亩），里面有一座房子，一大片灌木林，一个面临广场的巨大的庭园（她曾经计划在它旁边盖一幢客店）。宅子年久失修，大而无当，无论母亲怎样设法修补，加固，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夏季还可以勉强居住，一到冬天宅子里便冷得要命——有一年我们在后沼镇过冬（见第七章），实在受不了，最后只好搬进账房，全家人挤在两个房间里住了两个月。庭院里，灌木林荒芜残败，既没有林荫小道，也没有幽静的曲径。灌木林旁边的白桦林甚至叫人讨厌，因为白桦梢头筑满了老鸦窠，鸦群从早到晚腾起一阵阵罕有的聒噪声，把人的声音完全淹没了。庭园也是荒芜破败的。也许，从前这里有过花坛，这可以从散留在各处的土堆子得到证实，但是在我的记忆里，这里只长野草，因为母亲认为不必恢复旧观。
    总之，这座庄园是被弃置的，处处都表明：业主们只到这儿来逗留一个短时间。没有仆役，也没有家奴；没有家禽，也没有牲畜。母亲一来到这里，便打开门廊，马马虎虎打扫一下房间；可是她刚坐上马车准备回家的时候，门廊又当着她的面锁了起来。有时候，特别是在冬天，母亲甚至根本看都不看一眼宅子，便歇在账房里，因为她对于食宿一向是不讲究的。
    后沼镇以商业发达闻名，每逢礼拜二有集市。冬天赶集的人很多，夏天却常常只来了几辆大车。从前，商业点的建立非常奇特，直到如今我还说不清楚，比方，为什么远离交通要道而且位于谷地里的后沼镇竟成了商业重镇。
    那一带地方有七个这样的商业点，一周七天，商人们每天一个点的赶集。他们大多做麻布和皮革买卖，但在店铺里也出售农民需要的各种用品。饮食业特别兴旺，比如，后沼镇一地，便有十多家饭馆。
    上面说过，镇上有好些财主——他们使镇上的生活带来了富裕、甚至阔绰的色彩。有几位财主做几万卢布进出的买卖，有的甚至在莫斯科开了店铺。但大多数农民是贫穷的，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在破旧的勉强能住人的小屋里栖身，完全被财主们踩在脚下。然而，即便是所谓一贫如洗的人，也硬撑着要图个体面，他们爱惜男人的蓝布大褂和女人的花缎坎肩，比眼珠还爱惜。逢年过节简直很难从衣着上分辨出谁富谁穷。
    饭馆业是镇上居民所从事的主要行业。大多数年轻人几乎在少年时期便离乡背井，到城市里，而且大多是到莫斯科去当饭馆的堂倌。
    后来我常常碰见这样的事：只要走进莫斯科一家饭馆，准能听到这样的话：
    “尼卡诺尔-瓦西里依奇！您来啦！请抬抬您的贵手1！”
    1表示要向他行吻手礼。
    说这话的原来是个后沼镇的农民，他还是在我小时候见过我，不知怎么现在还认得出我。
    他们在夏季割草期间，或者圣诞节谢肉期间有人举行婚礼时，回家来欧几天。这时家里只剩下老弱妇孺。饭馆里的忙乱生活把这些年轻人累得筋疲力竭，也把他们带坏了。他们当中难得见到几个漂亮、强壮的人；大多是些枯瘦、衰弱、干瘪的人。特别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牙齿坏得一塌糊涂（老人们说“都是喝茶、吃糖、抽烟弄坏的！”），这往往成为送去服兵役的障碍。可是这个行业非常吃香，要改变也改变不了。要不然，只有当代役租农奴一途。
    各个村子里也有类似情况，不过规模小些罢了。村里的青年们毕竟比较单纯、比较结实，而且不是人人都到外面去找出路。村里的老人们甚至爱上了土地滁了自己的土地，他们还向镇民租点土地，勤奋耕作。村里的人也长得魁梧些，不象镇上的人那样瘦弱。但是镇上的人看不起村里的人；比如，村里的人就不能染指商场的收入；村里的农民几乎永远爬不上世袭领主的地位，甚至在教堂里，每逢过节的时候，他们都被穿戴时髦的镇民挤到后排站着。
    不过，镇上的女人大多是漂亮的。她们不干沉重的农活，丰腴、高大，与其说她们是乡下女人，还不如说她们象城市的小市民。可是，她们擦多了脂粉的脸皮，以及为了模仿城市女商人的时髦而染黑了的牙齿，反而大大破坏了她们的容貌。关于后沼镇的妇女们的贞操，有许多不足称道的传闻，不过，据说这只怪丈夫经常不在家里，而老头子们的欲火又太旺盛；这些老头子也是在饭馆的混乱环境中度过青年时代，因此不太讲究伦常。父子之间往往弄到破口大骂的地步，结果却总是年轻人被传到总管的账房去，当着父亲的面挨一顿鞭子。
    逢年过节，后沼镇的镇民打扮得特别漂亮。镇上的大钟刚敲第一下，活动便开始，一队队盛装的教徒穿过商业广场向教堂走去。我很爱看这个场面，总是跑到我们家的庭园和商业广场相隔的那道栏栅旁去看热闹。走在前头的是穿节日的蓝布大褂的老头儿和一般男子，接着是穿紫红绸缎无袖长衫和坎肩的妇女。孩子们在她们身边窜来窜去。到了教堂里，他们各就各位：男右女左；男孩在前，女孩在后。
    节日的弥撒做得特别庄严。弥撒有两次：早弥撒在墓地教堂里举行，晚弥撒在镇上那座农民们誉之为大礼拜堂的教堂里举行。弥撒由两位神甫和一位助祭共同主持。法衣和教堂里各种圣器闪着金光，装在富丽堂皇的镀金绘银的框子里的圣像闪闪发亮。右边唱诗班唱得不怎么谐和，因为有些无法拒绝他们参加的财主钻进了这个唱诗班，但左边唱诗班却唱得再好不过了。神甫们的仪表之优雅，保养之得法，以劳役制农民为主要教徒的教堂里，确属罕见，会众无不赞赏。两位神甫装腔作势“用莫斯科音”1发出呼唤声，很难听懂那是什么意思，可是农民们特别喜欢这个调儿。助祭的嗓门虽不怎么响亮，但只要用点力气，也能相当出色地高呼“万岁”2。做一次弥撒的时间不少于一个半钟头。
    1可以举约翰-兹拉托乌斯兑在圣诞节早祷时宣读的布道词为例，来看看这种装腔作势的发音是个什么样儿。他把“囗？”念成：“囗”而且一定要把声音拖得长长的——作者
    2正教徒祈祷完毕，一再高吁“万岁”表示祝福。
    一共有三位神甫，全是神学院毕业出来的“学者”不象红果庄的伊凡神甫是从教堂低级职员提升上来的。此外，还有两位助祭和六位教堂执事。教堂旁有个庄园，庄园附近有个大村庄，是特地拨给神职人员作为产业的，因此村子也就叫做神甫庄。神职人员过着富裕生活，穿戴整洁，从来不必亲自干什么地里的活儿；有的雇了长工，但大多是把自己的份地租给农民。教徒们的捐献足够他们维持生活；加上教堂又有相当多的公款，他们拿去放债，收了利钱大家分。即使官厅不补贴后沼镇的神职人员（比方象补贴红果应的神职人员那样），上述的收入也尽够他们花销。
    可是神甫们互相嫉妒，时常发生争吵，因为各种进款无论如何没法分配得象做算术那么精确。他们也袭用了一般分配领地遗产的办法。先分富裕庄户、再分中等庄户、临了分贫苦庄户的做法，不但适用于本镇，也适用于本镇所属的各个村庄，这样一来，每一个神甫在任何一个村庄里都有自己的教徒。因为这里的村庄大多是小村落，所以有时为了一两个教徒不得不徒步走七、八俄里。尽管作了种种努力来平衡大家的进款，仍然不时发生这样的事：同是唱一次圣歌1，一位财主布施二十五个戈比，而在另一个神甫的进项中，却是二十戈比。这便是纷争的起因。
    1神甫在圣诞节期间挨家去唱教会歌曲。
    总之，应当说，后沼镇的神职人员生活虽然有相当的保障，他们的贪心却远比红果庄的神职人员强烈。不过，后沼镇教堂的下级职员相当穷苦，他们总怀疑神甫们私吞了共同的收入，特别是唱圣歌的进款。有些收入，比如主持婚礼仪式的收入，是侵吞不了的，因为这种费用讲定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唱圣歌的礼金没有一定之规，人家总是把钱交给神甫，神甫随手揣进衣袋里。这使下级职员很不放心。神甫可能借着离开一会儿的机会把钱塞到靴子里——这种花招还少吗！有一次居然出了这样一桩事：几个早就怀疑神甫侵吞收入的助祭和执事一走出村庄便直截了当地要神甫把衣袋统统翻过来。他们觉得衣袋里的钱少了，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立刻把神甫按倒在地上，脱掉他的靴子，仔细搜查了一番。遗憾的是果然不出他们的意料，于是他们役收了从神甫靴子里搜出的全部赃款，以示惩罚。罪人自然也没话好说。
    就地势而论，后沼镇毫无特色。镇子坐落在一片洼地上，一遇连阴雨，便变成沼泽，大街小巷形同脏水沟。只是镇郊地势较高，地面为一个雨水冲成的深谷切断，那深谷被划成许多小块，做了菜园。可是这些菜园里除了卷心莱秧，别的莱一概不种。看来，卷心莱秧在那一带很享盛名，因为常常有人从老远的地方到后沼镇来买。菜园的收入，象别的地方麻田的收入一样，归村姑们所有，她们靠这项收入给自己添制衣服。
    后沼镇给我个人的印象不好，甚至坏透了。我熟悉红果庄熙熙攘攘的人群。无论是庄地管理工作，还是在饭厅、马厩和牲口棚附近奔来跑去的家奴，都能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园子里每一个角落我都熟悉，一些事情我还记得；不仅每个家奴，而且每个庄稼人我都认得。我喜欢说话，喜欢问这问那。沉重而粗暴的农奴制度使我渐渐靠近了被压迫的群众。这可能是一件怪事，但我直到现在还是认为：农奴制度在我一生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只是因为我经历了农奴制度的各个发展阶段，我才能彻底地、自觉地、激烈地否定它。
    相反地，后沼镇在我眼里象一片找不到满足儿童求知欲的精神食粮的荒漠。在乎时没有集市的日子里，镇上是一片死寂；人们全躲在家里，只是偶尔有人走过庭园，到账房去办事，或者在商业广场对面某一家很少开门的店铺里，可以看见几个人坐在那里下棋。日子在百无聊赖的闲散中过去，临了，这种闲散的生活甚至弄得人非常厌烦。不幸，我和阿加莎也难得交谈几句，因为她必须经常坐在母亲的房间外面，听候吩咐。我常常去找她，但是我不敢大声说话，因为怕打扰母亲。
    不仅如此，甚至在我长大成人，偶尔到后沼镇时，我仍然看不惯镇上的无所事事的生活。
    这就是我能讲的后沼镇的全部情况。如果我描绘的这幅图画显得枯燥，不够生动，还得请诸位原谅。
    不过，我觉得，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写出“波谢洪尼耶遗风”这幅图画毕竟还不是多余的。
    总之，母亲感觉到仿佛有一种出自本能的要求，使她在新买来的庄地上尽力克制自己，不能象在红果庄那样随心所欲。但是后沼镇的产业十分合她的心意，所以她又显得心情愉快，精神抖擞。
    县法院的小官吏彼得-朵尔米东迪奇-莫吉里采夫常常同她交谈。
    母亲在到后沼镇的前夕，派了一辆双套马车进城去请他，他第二天便来了。莫吉里采夫是一个助祭的儿子，出生在离后沼镇七俄里的一个市镇里。那个教区很穷，父亲无力供给儿子上神学校；因此彼得小时离开县立小学便进地方法院当了录事。他做了十四年抄抄写写的枯燥乏味的文书工作，熬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十四品1文官，但是他仍旧被人当做录事，不过他心里却抱着当股长的模糊的希望，虽然从办理小讼案的角度看来，他的才能也不过尔尔。在我写到他的那段时候，他已经快三十岁了，他早说过自己不会当部长，却并不灰心丧气。他珍惜他在法院的差事，倒并非看重那点微薄的俸禄，而是因为这差事使他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和打官司的主顾们搭上关系。他的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不是薪俸，而是各方人士委托他办理诉讼案件的酬金。所有的地主，不单是本县的，还有邻县的地主，知道他足智多谋，下笔神速，常常托他代书状纸，因此，他的寓所俨然成了一座特殊的公事房，竟有两名小录事供他驱使。
    1俄帝时代最低级的文官。
    早在母亲插足后沼镇以前，他在这里便揽下了一些永远打不完的官司。无论是领主，还是富裕农民，遇到棘手的事都请他出谋划策，虽然他们也知道，他的良心可左可右，准备同时为两造效劳。他常到后沼镇来，对镇上的僻街陋巷，了如指掌。他熟知每一个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农民的景况；对于使业主们头昏脑胀的、混乱的土地状况，他比业主本人和他们的亲信田庄管理人清楚得多。
    总之，他是个非凡的活动家，很会支吾搪塞，洞悉诉讼的奥秘，凡事很有自信，对任何疑难问题都能对答如流。有时候，母亲问他：
    “你告诉我，根据法律应该”
    “根据法律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他们（也就是对方）不是也可以照你说的，‘根据法律’说话吗，那样一来，这法律成了他们的法律，就不利于我们了。”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搬出另外一条法律。一条不管用就用另一条。可以查法律大全1，找枢密院的指令。太太，您尽管放心，包给我好了。”
    1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斯彼兰斯基编纂、一八三年出版的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
    母亲沉思着。好半天她都不能接受这个迅速而出人意外的回答，但临了她还是相信了：既然有各式各样的法律，再加上枢密院的种种法令，那末，官司的输赢就看你怎样运用这些东西。谁比对方“更会抄录”条文，更会查用法律，谁就能取得胜利。
    “我们比方说吧，”她说“你能找到第二条法律，人家就会找出第三条来对付你。”
    “那还可以在第三条法律的解释上做功夫，或者设法使他们撤回他们根据第三条法律提出的申诉。只要头脑灵活，笔下来得，其它一切自然好办。主要是不要慌张，要沉着应战，只要不错过上诉的限期。对手看到案子抱来拖去，没个了结之日，官司再打下去，恐怕花钱太多，这样，他就会软下来。那时节，你哪怕拿条绳子拴住他，他都不想再打下去了。结果，他不是放过了上诉的限期，就是托人疏通，私下了案。”
    总之，莫吉里采夫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说得母亲越听越高兴。可是那位几乎每次参加这种会谈的总管盖拉辛-杰连古奇老头子，对莫吉里采夫随机应变的手段却怎么也放心不下，最后常常说；
    “-，朵尔米东迪奇！你的心听真可说是劈成了两半儿1！”
    1意思是说他脚踏两只船。
    莫吉里采夫只是报之以嘻嘻一笑。
    虽然如此，母亲却还是机警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因为他那“两边倒”的名声，比他那精明强干的名声，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我不止一次听到母亲一起床便问阿加莎：
    “那讼棍起来了吗？”
    “早起来了，坐在账房里呢。’
    “他哪儿也没去吗？”
    “好象没有”
    “好象！你老是‘好象好象’！就不会去看看！到账房去，问问有人看见他出去没有。”
    唉！在下这个命令时，母亲是多么痛苦地意识到：在后沼镇还可以监视莫吉里采夫，到了城里，可就对他莫可奈何了。
    当然，我并不想研究这些案子的实质，况且，后来我所知道的情况也仅限于大部分官司没打出个结果，母亲倒花了不少钱等等。再说，这些案子的实质，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介绍，我所以说到这些案子无非是想通过它们看看我们在后沼镇具有代表意义的一天的生活罢了。现在我就依次讲讲这一天的事吧。
    母亲象往常一样，很早便起来了，但梳妆打扮却比在红果庄细致。她对家事不作任何安排，连午饭吃些什么，她也听之任之。通常，在主人驾到之前，他们在某家饭馆里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厨子，甚或一个回家休假的饭馆堂倌，带回庄园，临时服侍太太几天。接着（母亲事前并不知道），又送来了食物；据我后来打听的结果，这些食物是从店主们那里白拿的。母亲在这种事上面并不清高，不去追究桌上的食物来自何处，所费几何。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讲一件在后沼镇保持了相当长久的风气。那就是：在母亲到达这里的第二天，仆人禀告她，说有些庄稼人来拜见她。她走进大厅的时候，已经有十五、六个人站在那里，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儿。这是后沼镇的商人们孝敬她的礼物。有蜜糖饼干、品种繁多的核桃、葡萄干、黑李干、甜角豆和农民做的糖果。但首先奉献的必是一块特大的、可惜烤得不好的蜜糖饼，上面压印着小马小人等花纹儿，点缀着金箔。
    母亲坐到困椅上，用宽厚的口吻说：
    “你们这是白辛苦啦。我要这么些东西干什么！”
    “请您赏脸收下吧，太太！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自己不吃，请您给少爷小姐们尝尝吧！”庄稼汉们答道，随即一个跟着一个把礼物放到圆饭桌上。然后又相互礼让一番；母亲问他们生意做得怎样，商人们抱怨时运不佳，说是从前的生意再好没有了。胆子大一点的人有时加上一段，说道；
    “太太，要是您把其余的地块也买下，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到了那时，商场就会象个真正的商场，还会开办一个真正的旅馆呢！不然，我们这些小铺子又有什么买卖好做尽瞎忙！”
    “确是瞎忙！”其余的人众口一词地附和。
    母亲非常喜欢这样的谈话，也许，这时候她认真地想道：
    “说的是呀！所有的好人都在这样说！大家都看得起我！也许，伯爵的庄稼汉们也在暗中猜想：‘唉，要是安娜-巴甫洛夫娜把我们买去，那就好了！我们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唔，不行，朋友们，你们等等吧！让安娜-巴甫洛夫娜先养养力气吧！等她养足了力气”
    一刻钟以后，接见完毕；母亲给我一把核桃和蜜糖饼干，便忙着办事去了。
    不过，我还是继续讲母亲的一天生活吧。
    她在卧室里工作，这间卧室的陈设跟红果庄的那间一模一样。早上八点光景，仆人把茶送到卧室来，母亲开始接见庄地上的首脑人物：总管和地保。后者是个有文化的人物，在衙门里当过录事。这种职位通常由教堂执事担任，薪俸则由公家支付。而且，连总管的薪俸也由公家负担，所以母亲不用开支任何管理费用。
    母亲很喜欢这位老总管：她认为他是后沼镇唯一最讲良心的人。她一向用“盖拉辛姆什卡”这个亲昵的称谓称呼他，从来不让他站在自己面前，总是跟他一块喝茶。他确是个正派而威武的老人。那时他已经六十开外，母亲真的担心他会忽然死掉。
    “那我怎么办呢？没有他，我怎么得了呢？”她早在担愁了：没有他，我在这儿会象在密林里一样。但愿他能再干十来年！
    他的模样儿，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高高的个儿，直直的身材，昂着脑袋，戴一顶旧毡帽，拿一根拐杖，迈开坚定而威武的步伐，进了我家面临商业广场的院门，向账房走去。他的整个神态充分流露出他的正派，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信任。他一碰见我，便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道：
    “怎么样，你大概挺讨厌我们这里的老鸦吧？没关系，在我们这里住些时候，仔细瞧瞧吧。说不定，你妈妈会把后沼镇交给你管理——住惯了，哪儿不一样。到了那个时候，恐怕老鸦也是挺可爱的东西了。”
    他对母亲也很诚恳，不拘小节。
    “听我的话吧，太太，趁我还活着的时候！”他对她说“等我死了，再想跟盖拉辛商量事情，可就找不着他啦！”
    “你不说这话，我也会听你的呀，”母亲打趣道。
    “可不是，我决不会劝你做傻事，前几天我说的那块地，就是波杰夫卡荒地上的那块，从前本来是我们的，可是伯爵的农民霸占它，到现在有十来年了。那块地好极了，草长得可肥啦！”
    “你们干吗不抓住时机，当时干吗不去告状呢？”
    “向谁告状？谁替我们打抱不平？可如今，你看，早过时了。你要是去和他们讲道理，他们就对你说：不行，早过时了——这就是他们的道理！”
    “嗯，等着吧，等着吧！说不定我们还能打官司赢回来！”
    “上帝保佑！愿圣母娘娘保佑你！”
    等等，等等。
    这类对话时断时续，而且谈话的范围常常不仅仅涉及波杰夫卡那一块地。不过，为了不致于泄漏内情、暴露母亲的计策，谈话总是进行得非常机密。可是却没法瞒住莫吉里采夫；缺了他，是任何官司也打不成的。因此，对手往往能相当详尽地探听到母亲的计划和措施。
    田庄管理人员的报告通常很短，而且大多在收缴代役金的时候进行。在后沼镇一年收一次代役金，收到的都是些零钱。母亲毕毕剥剥敲算盘，查账簿，登记进款。然后她把蓝钞票归蓝钞票一堆，红钞票归红钞票一堆，打发走地保之后，便将钱放进她往来于各处庄地时随身携带的钱箱里。
    十点光景，桌上铺开了田界图，于是，开始了真正的工作。会谈时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吉里采夫，但盖拉辛姆什卡也几乎是每会必到。卧室的门紧紧关着，在隔壁房里只能听见嗡嗡的俄语声。母亲打发我出去玩儿。
    “去吧，好孩子，出去玩儿吧！”母亲亲切地说。“到前花园里、到树林子里去溜达溜达吧。要是发现采蘑菇的娘们儿——你就把她们轰走！”
    这是我感到最无聊的时刻。我没有带书来；我不敢到账房去；马厩和车棚上了锁；赶车的阿连皮乘这个空闲的机会，不是到那家免费招待他喝茶的馆子里去享清福，便是到账房里看审办罪人去了。我们从红果庄带来的唯一的一个仆人忙得不可开交，只听见他弄得杯盘刀叉哗郎郎直响，在厨房和宅子之间，来回奔忙。我漫无目的地徘徊着，终于开始感到饿了，因为在这里也象在红果庄一样，午饭以前是不给什么东西吃的。若是在红果庄，我还可以偷偷跑到厨房或者地窖里，弄点吃食，可是，这里的厨子我不熟，不好意思向他要东西吃。总之。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使我厌烦死了，也使我产生了种种不健康的幻想。唯一的娱乐是；有时，一只小乌鸦从窠里掉在草地上，我便去追赶它，却又不敢捉住它：别叫它咬下一块肉来！我也怕蛤螟，树丛里有很多蛤螟，个儿又大，要是跳起来咬住我的脸，怎么得了！总之，我们是在与外界一切有生物相隔绝的环境中教养出来的，因此任何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都害怕。这个毛病在我长大成人后还留在我身上；直到现在，只要一看见老鼠、蛤蟆、蜥蜴，我的神经立刻便会受到相当强烈的刺激。
    终于听到叫唤我的声音了。母亲在将近两点钟的时候出来吃午饭。午饭吃的是新鲜菜，可惜做得不高明，没有一点味道。他们一边吃一边继续商谈他们的事儿。我当然不能参加这种谈话。有时，母亲显得很快活，这就是说，莫吉里采夫又想出了“一着”妙计。
    “这一下非叫他干瞪眼不可！”母亲兴致勃勃地说“你等等！我脑子里也有‘一着’差不多的绝招，不过还得考虑考虑。等一会我也许能告诉你。”
    “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太太，递一份跟案子毫无关系的状纸上去，——你瞧，却胜诉了！”莫吉里采夫也自吹自擂地说道。“因为这时对手如坠五里雾中。他边读边想：‘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他准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于是他开始作茧自缚，越缠越紧，不可自拔。这时我们再给他出个哑谜儿，让他去猜。”
    “妙极啦：“
    但是有时候，母亲却闷闷不乐地坐在桌旁。这分明是因为莫吉里采夫有什么事没顺着她，或者是她以她自己特有的神经过敏，对他生了疑心。这时，大家便默默不语地吃着饭。怪不得莫吉里采夫常常劝说母亲：
    “您别疑心，相信我吧，太太！您自己以后会看出来的”
    “我现在就看出来了，”她气虎虎地顶嘴道“我现在就看出，你是个神学专家，说得天花乱坠，可就是没有一句实话至于你，干吗耍倔脾气！”她拿我来出气了“干吗绷着脸，干吗不吃：小祖宗，这儿可没有甜蛋饼和奶油糕。人家给你什么就吃什么，不吃给我滚。”
    后来大家不再说话，很快吃完了午饭。
    饭后，母亲回到卧室里，莫吉里采夫也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于是整个宅子里沉入了静寂的睡乡。阿加莎仍然坐在母亲卧室门外一张矮板凳上，也打着盹儿。我依旧一个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将军好还是当主教好呢？——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但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过无数次了：忽而觉得当将军好，忽而觉得当主教好，可是后来，连这个问题也不再引起我的兴趣。寂寞，寂寞，寂寞！那些在空旷的广场上玩羊拐子游戏，不知道人世间的孤独为何物的乡下孩子比我快乐一百倍
    不言自喻，我是怀着多么难忍难挨的心情，来计算那区分晨昏的午饭、晚茶和晚饭之间的间隔的啊。
    晚上又有许多事要办。快喝晚茶的时候，厨子来请示明天午饭做什么菜。但是母亲知道，她在后沼镇能吃到什么样的菜肴，完全取决于偶然的机会，所以老是这样回答；
    “我能吩咐什么呢，亲爱的！上帝送来什么，你就给我们吃什么吧！只要能填饱肚皮，就谢天谢地啦！”
    “今天没有弄到鲜牛肉，来个腌牛肉烧汤，您看行吗？腌牛肉倒挺不错。”
    “嗯，就烧个腌牛肉汤吧。”
    “热菜他们送来了几只小乌鸡”
    “乌鸡就乌鸡好了。有汤喝，有菜吃，也够啦。”
    奇妙的是，虽然拐角村（“好姑姑好姐姐”过去的庄园）离后沼镇只有五俄里路，而且那边的家务管理已经上了正轨，但母亲从来不叫人上那里去拿点食物来，她借口说，老是去要这要那，可能弄乱了帐目。因此，谷物和奶品就地卖给粮食贩子，家禽在冬季里全部运到红果庄去。
    富裕农民时常请母亲晚上去喝茶、吃夜宵。在这种场合，她必带我同去。母亲可说是天生的财迷，因此她对后沼镇的富裕农民特别亲切。她甚至借钱给其中几位去周转，当然，利钱要得很高。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她终于站稳脚跟的时候，放债也成了她一笔可观的收入的来源。
    接待的礼节，在农民家里是非常讲究的。
    全家人站在宅院门口恭迎母亲（第一次光临时，主人端着面包和食盐站在前头欢迎贵客）；然后让她走在大家前面，到了屋里又请她坐在圣像底下。但是，无论母亲怎样敦促，主人自己——即便是老人——却不肯就座。
    “腿又不是花钱买来的——站站得啦！”主人回答道。
    接待我们的房间，当然是整个宅子里最宽敞的房间，早打扫得干干净净，圣像前点了神灯。桌上铺着雅罗斯拉夫特产的花台布，摆着食品。也就是我上面说过的那些所谓“小店美味”高脚杯里斟满了白酒，有时还有伏特加，倒好了茶。说不尽的客套话。
    “请原谅！”
    “别见怪！”
    “别客气！”
    谈的是生意经：买卖啦，承包啦，物价啦。有几位农民为官厅收购麻布、皮革、士兵呢等等，他们便讲述必须耍些什么花招才能使承办的商品顺利脱手。时间在相当活跃的谈话中过去，只是房间里空气很坏，非常问人，因为主人一家子认为陪客陪到底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连窗外街头上也麇集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十点光景，我们回到家中，我上床睡觉时已经疲惫不堪，几乎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这样过了三、四天（母亲到这里来很少超过这个期限）；临了，在吃过一顿较早的午饭后，一辆双套马车驶近台阶前，载走了英吉里采夫，次日黎明，我们也离开了后沼镇。
    “怎么样，你喜欢呆在后沼镇吗？高兴吗？”母亲问我。
    “喝，好妈妈！”我高声答道，竭力装出一副非常高兴的面孔1。
    1这里我顺便讲一件在本篇中没法插叙的趣事。在后沼镇领地上已经变成母亲的财产的农民中；有一个姓波德列卓夫的农民，大家管他叫“老爷”的确，他曾经用前业主的名人买了五十名农奴，作为他的财产。那地主井不过问他的管理工作，虽然经常有人控告这位“老爷”那地主在状子上批道：“该农奴等系波德列卓夫之财产，而财产在余看来乃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母亲买下这块地后，便根据法律同波德列卓夫的农奴打交道，也就是对他们defacto（拉丁语：实际上——译者）行使自己的地主权利——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