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100
、岭南、西南三大地区进行重新整合，中国南部三大地区则完全可能就此游离出华夏文明圈；或与西南戎狄、羌胡族群融合，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进而完全地脱离华夏文明圈；或以越人政权为中心，就此形成独立的较大规模的王权国家，以不同的文明形态开始独立发展。果真如此，华夏族群的生存环境将与南部海洋世界永远地隔离开来，从此陷入四面边患而又相对隔绝于南部海洋的永久危机状态。
因为秦帝国史料在秦末战乱中的毁灭，我们已经无法具体地知道，秦帝国高层在当时对“三南”地区之大局势是如何作总体评判的了。但是，秦帝国坚实的历史实践步伐，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清晰的历史答案。这一答案，表现为一步一步的实际进展。
（1）第一步，公元前222年，灭楚之战尾声阶段的闽越进军 这是秦帝国统合“三南”的战略发端。具体实现是：王翦亲自率军向东南开进，在闽越之地（今日浙江南部与福建北部地区），迫降了闽越王政权，将闽越王的名号降为越君，将其控制地区设置为会稽郡。应该说，秦军的东南第一步，是相对顺利的。
（2）第二步，屠睢部继续向南海地区进军，遭遇严重失败 这次大进军，以此前王翦军平定的会稽郡为基地，战略方向是：从东南的会稽郡向南进军，再向西南方向进军，绕过中南五岭险阻，进入南海地区。从当时的山川地理环境看，这一战略进军路线虽然是个大迂回，道路较远；但是，由于这个方向的江河水网相对通连，秦军的后勤输送相对有保障。
若从云梦泽南部边缘南下，直接越过五岭进入南海地区，距离显然要近许多。但是，由于当时湘江水系与岭南水系尚未通连，秦军大量的后勤输送，若没有水路航运而仅仅依靠山道的人背马驮，显然无法保障。故此，秦军第一次进军岭南，选择了从会稽郡到南海的大迂回路线。
秦军这次南进的统帅，是大将屠睢。兵力配置由水、陆两军构成，连带后勤输送力量，总数在五十万上下。这次大进军，水陆两路具体的进军路线是：
楼船之师（水军）——从当时云梦泽东南边缘的水域出发（今日鄱阳湖水域），进入余干之水（今日余干地区的余江、信江等河流），向南再经过闽越三郡的水网，最终进入南海地区。
秦军的陆地之师——以会稽郡为基地，分作四个进发方向。第一路，进入西南山地的镡城地带（今日湘西与贵州接壤的高山地区）；第二路，进入云梦泽南部边缘的九嶷山地带驻守（今日湖南郴州地区）；第三路，进入南海番禺地区（今日广州地带）；第四路，进入南野地带据守（今日赣州以南地带）。
从战略实施方面说，这次筹划的大进军，秦军已经充分利用了当时可能利用的一切有利的地理条件，南进的山川环境阻力，对于秦军来说已经不是难点了。
可是，秦帝国的这次大进军，却遭到了预想不到的严重失败。南进初期，秦军也获得了初战胜利，平定了一个叫做西呕的越人政权，杀死了其首领译吁宋。但是，获胜之后却遇到百越族群的山林游击战抵抗，秦军遭受到空前重创。耗时三年，秦军依然未能全面打通这片地区。《淮南子·人间训》对秦军的惨状，作出了这样的描述：
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簿（丛林）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杰俊）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依据这些描述，基本事实是可以肯定的：秦军从东南山川大迂回进军岭南的计划，在越人丛林战面前遭受重创。前敌统帅屠睢战死，秦军伤亡极为严重。显然，这支来自北方的秦军，遇到了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汉书·严安传》提到的一个事实：后勤输送出了故障。
在秦军作战的历史上，极少出现粮食供应断绝的情况。可是，这次偏偏是粮食输送出现了严重故障。原因是，各路秦军连续分头作战行军，后勤将军“监禄”无法及时将物资粮饷转运到各个秦军营地。无奈之下，秦军各部分别仓促开凿了若干条小渠道，力图用小船转运粮饷物资，可是数量太少，难以为继。越人族群又纷纷遁逃，进入丛林与野兽为伍，伺机出动袭击。秦军陷入旷日持久的丛林作战，后勤难以跟进，终于到了粮食乏绝的境地。此时，越人族群趁势纷纷杀出，多方进攻，秦兵终于大败。
屠睢战死的这一年，是秦帝国刚刚统一中国的第三年。
当时的新帝国政权，正在各个领域大规模地整合民生经济，各种大型工程接踵展开，各个方向都在全力以赴地大建设，人力物力全方位吃紧。《史记》以赵佗之口作出的评判是：“中国劳极。”如此大形势下，帝国政权有一万个理由搁置向三南进军的战略实施。
但是，这是一个诞生于大争之世的新生帝国。
（3）第三步，秦帝国开凿灵渠，重新发动岭南进军 两百余年的战国大争传统，赋予了这个新生帝国非凡的开拓精神，非凡的创造胆魄，愈挫愈奋，从来没有知难而退的惰性习惯。这样一个帝国政权，在这个关乎华夏世界能否圆满统合的大事上，没有因为第一次战败而颓丧，立即重新凝聚力量，开始了第二次向南海地区的战略大进军。这一次，秦帝国重新集中了三十万上下的一支大军。连带后勤力量，秦军总数仍然在五十万以上。
这次的南进统帅，史有两说，一说是大将任嚣，一说是南海尉赵佗。
对多种史料综合分析，最大的可能是，任嚣是统帅，赵佗是副统帅兼前敌大将。
任嚣，与前任南进统帅屠睢一样，没有任何相对具体的个人经历记载，并不在我们熟悉的秦军名将之列。但是，依据秦国用人传统与任事法度，能担任五十余万水陆大军的统帅、副统帅，必定是陆战水战兼通的当时名将。从后来任嚣在临终之际对赵佗的善后部署看，任嚣非但善战，同时还是一个智慧型将军。
赵佗，史料只有原籍记载——赵国常山郡人（今日河北真定）。至于赵佗一族何时进入秦国，已经无从考据了。可以明确的基本事实是，如同齐国的蒙氏家族进入秦国一样，赵氏一族也是从山东六国移居秦国的军旅家族之一。此时的赵佗，正在年富力强之期，是一个勇猛善战又颇具头脑的青年名将。
以任嚣、赵佗为第二次南进统帅，引起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秦军最高统帅王翦、王贲父子，此时是否还在世？
依据统一六国的战争经验，屠睢第一次南进大败之后，正常的选择必然是两个：一则，由威名赫赫的武成侯王翦，出任第二次南进统帅；二则，由年富力强果敢善战的国尉王贲，出任第二次南进统帅。但是，王氏父子却在这一时期的史料中同时不见了踪迹。参照始皇帝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19年的琅琊刻石，记载了当时已经由王离承袭了武成侯，并在刻石文后与其父王贲共同列名的事实，由此可以推断，王翦在平定会稽郡之后不久就病逝了。此后不久，王贲也相继病逝了。也就是说，秦军第二次南进的时候，王翦、王贲父子至少已经病逝三年了。
再度进军“三南”的路线，也作出了重大改变。
这一改变是，不再从会稽郡方向作大迂回，改为从中南直接翻越五岭，进军番禺。这次，帝国上层汲取了第一次南进失败的教训，首先着力于打通后勤输送通道。这条通道，当然要从水路着眼。因为，在崇山峻岭中输送物资，只有水路航运能保证连绵不断，且不至于成本耗费高过输送物资。在当时，这一目标的实现，只有通过沟通湘江水系与岭南水系的途径来完成。
秦帝国善于组织大规模工程的特长，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开通新水道的具体实施方略是，以水利大师史禄为工程总领，勘定水道路线。由秦军主力与后勤民力，一起完成渠道工程。渠道路线是，以长沙郡南端零陵地带的湘水段为起点，开凿一条大渠，连通一山之隔的漓江，使货船能够进入岭南水系。
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一个极富想像力的非凡创造。
秦军立即集中力量，先期开凿这条大渠。大约不到一年时间，这条不足百里而被后世称为“灵渠”的伟大工程便宣告竣工了。历史的实践已经表明，秦帝国开凿的灵渠，是一项亘古不朽的伟大水利工程。其构思之妙，其法度之精，其开凿之快，其效用之大，其实用寿命之长，无不令后世瞠目感叹。
两千余年后清乾隆时期的《兴安县志》记载：“历代以来，修治（灵渠）不一，类皆循故道，因时而损益之；终不能独出新意，易其开辟之成规。”也就是说，灵渠所选择的行水路线与行水方式，历经两千余年验证，仍然是最佳路线，仍然是最佳方式。
开凿灵渠的同时，秦帝国同时开始修建从中南直通岭南的杨越新道。水陆两条大动脉的开通，确保了五十余万秦军的后勤大输送。秦军越过五岭，大规模地南下了。
依据历史实践，秦军再次南下的战略步骤是：首先，派出五万人马分别据守五岭咽喉之地，确保后方屏障的坚实；其次，以灵渠与此后迅速建成的杨越新道，为双重大通道，确保后勤输送畅通；第三，大军越过五岭，首先在番禺地带建立中心基地，以统合南海郡为第一目标；第四，站稳岭南根基之后，秦军再同时向东南、西南两大地区有效伸展。
在稳步推进的战略之下，在大约三五年的时间里，任嚣、赵佗的南下秦军以番禺为中心，同时向东西伸展，基本平定了三南地区。这时的任嚣，被帝国任命为南海尉——岭南战区总司令。赵佗，则被任命为龙川令——龙川军区司令。龙川，也就是今日广东省东部的龙川县地带。在当时，龙川恰恰处在南海郡与曾使秦军遭受重创的闽越三郡的结合地带，是显然的军事要地。
这时，秦帝国在东南、岭南、西南三大地区，分别设立了六个郡：闽中郡、闽东郡、越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这就是说，曾经使秦军遭受重大损失的闽越三郡，在这一时期也同时得到了统合，也平定了下来，设立了郡县官署。
3.秦军在“三南”地区的统合政策
从大形势看，任嚣、赵佗统率的秦军，这时已经基本上安定了广袤的三南地区。
但是，怎样才能使三南地区从此与新创建的中国统一文明，在同一治权下保持同步发展，却是个事关长期政策的战略问题。也就是说，怎样才能使三南地区从此成为统一中国真正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不致再次成为松散的邦联诸侯状态？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是对秦帝国整合三南战略决策的真正考验。
秦帝国的对策是，增派南进人口，与岭南大军结合，共同屯驻岭南，融入岭南，化为磨合三南地区的基础性力量，从而保证三南诸郡长期纳入中国统一治权。从总体上说，这是一种长期统合三南地区的战略应对，其具体实施包括了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基本方面，实行“適戍屯垦”政策。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帝国征发了五十万非军事人口进入“南海陆梁地”——五岭以南的南海地区，担任“適戍”任务。所谓適戍，就是国家征发劳役人口屯边守护，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屯垦——种田打仗同时兼顾。
这批屯垦人口由三种人组成：一种是明令在逃的各种罪犯，许其进入岭南即可获得国家赦免；一种是从男子较多的家族中，将其准备入赘别家的男子征发为士兵，集中进入岭南；一种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各种商旅人士。这三种人口，除商旅人士带有家室，其余基本上都是男子。他们大量进入南海地区，无疑是开拓岭南经济并融合岭南文明的有效方式。
这就是《汉书·严安传》记载的：“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
第二个基本方面，征发大量女子进入南海，解决将士家室问题。
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赵佗为安定三南地区数十万秦军，曾经上书始皇帝，请求征发未婚女子三万人进入岭南，使将士建立家室。始皇帝削减了一半，批准征发一万五千名未婚女子进入岭南。这些未婚女子与前述屯垦人口进入岭南后，与驻守秦军生出种种组合家庭，并与当地粤人混杂居住，大大深化了统一文明的全面融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这是岭南秦军能够在后来长期据守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基本方面，大力整合三南民治，建立有效的社会秩序。
这一历史事实，是后来的西汉王朝追记的。据《汉书·高祖本纪》记载，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在第十一年派大臣陆贾为特使南下番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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