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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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 　　就变法开始的时间而言，这三个国家相差不过三五年。但是，由于传统国情不同，由于最高决策层对变法的认识不同，由于变法主持者所依据的政治理念不同等原因，这三个国家的变法，呈现出极其鲜明的不同特点。这种不同，既包含了介入变法的力量元素的不同，也包含了动态形式、演变过程与最终结局的不同。历史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正是这种差异性很大的变法，决定了各自国家的历史命运，同时也决定了变法家的命运。

    1　韩国变法史料辨析

    韩国变法的史料呈现，很简单，很模糊，许多环节需要历史逻辑的考察。

    依据残存的韩国史书写成的《史记·韩世家》，对韩国变法的断裂性记载，只有这样几句话：“八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六年，昭侯卒。”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简单记载是：“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两则记载，不计标点，只有103个字。

    在《史记》记载中，有三处显然不合事实。

    其一，关于变法效果的记载——“终韩子之身，诸侯无侵韩者”，显然有误。《索隐》所按隋人王劭引《竹书纪年》的记载是：“韩昭侯之世，兵寇屡交。”虽有学者考证此并非《竹书纪年》原文，但却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实际。后世史学家的考证以及当代史学家整理的多种《中国历史年表》，也都呈现出韩昭侯时期的多次存亡之战。申不害变法，是韩昭侯时期的变法。故此，《史记》关于申不害变法后，终其一生保证了韩国不受侵犯的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

    其二，经后世史学家考证，申不害死于韩昭侯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37年，比商鞅晚死一年，而不是死于韩昭侯二十二年。

    其三，韩昭侯在位30年，死于公元前333年，而不是在位26年。

    在考察文明史的意义上，这些细节的失误与差别，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我们所以提出《史记》的失误之处，或者说提出《史记》与其他史料的矛盾之处，只是想说明，细节的记载错失，不是我们深入开掘文明史的关注点。我们所关注的，是历史事实的基本面。什么是历史事实的基本面？具体到韩国变法来说，这次变法究竟有没有？变法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变法的历史效果究竟如何？变法主持者的信念与命运究竟如何，等等。毕竟，历史已经远去，许多细节的误差几乎是必然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无差错还原所有细节的。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的错失，未必一定是错失。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些细节的矛盾混乱与失误而误入歧路，最终亡羊。

    我们只能从历史的基本面，来解析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

    2　申不害早期档案

    两份历史档案里，申不害的东西都很少，还有许多断裂点。

    申不害是个奇人。祖籍是郑国的京邑，今日汜水东南平原上的一座城池。申不害的父亲曾经在末代郑国做过小吏。因此，申不害有机会读书，青少年时期也可能做过官府小吏员，或仆役。能够确证的事实是，在申不害年轻的时候，韩国吞灭了郑国。当时，申不害与父亲一起，成为“故郑之贱臣”，也就是先朝遗民。这样的遗民家族，在国家灭亡之后的必然归宿，大体只能是归家耕田。

    依据申不害后来成才的事实，其人生变化，应当发生在“贱臣”身份期间。

    战国初期社会，人身自由程度很大。最大的可能是，申不害筹集了些许钱币，愤而离开韩国，到列国游学去了。能在后来著书立说，而且能够成为开创法家术派的政治理论家，说明申不害曾经有过广泛的交游，有过专心修习法家的经历。而当时，齐国自田氏桓公起设立的稷下学宫已经非常兴盛，几乎包容了天下所有的治学流派。一个游学士子要想获得政治理念的深化，又不想明确地拜某人为师（或者说，基于种种原因，没有哪个大家愿意收这个学生），那么，进入稷下学宫，在诸多学术群体汇成的学问海洋里自由徜徉，几乎是必然的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申不害有过较长时期稷下学宫的求学阅历。

    最迟至韩昭侯八年，也就是公元前355年韩国变法发动的时候，申不害已经成为法家名士了。这时，距离公元前375年韩国吞灭郑国，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假定韩国灭郑时，申不害是20岁以内的少年，那么，发动变法时的申不害，就已经是30余岁或40岁上下的盛年之期了，已经是一个具有独特信念的成熟的政治理论家了。

    合理推算，申不害的求学经历，至少在15年上下。

    史料中，也从来没有关于申不害老师的蛛丝马迹。关于申不害的思想源，只有《史记》的一句话：“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但是，思想的起源不等同于授业的老师。因此，申不害的独立成家，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多师而无师，实际上是自学成才。

    3　申不害术治体系的根基

    申不害理论体系的基本点是：治国行法，以术驭臣。

    有“治国行法”这一支柱，申不害被当时社会公认为法家之士。

    有“以术驭臣”这一支柱，申不害又被当时社会认定为法家“术治”派。

    在战国中期的开始阶段，“术治”主张所以能成为法家一个流派，其背景原因是：此时的法家学说已经历经了近百年的酝酿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思想的特点。在李悝、吴起变法之后，法家理论体系已经趋于丰厚成熟，出现了不同的法治理念。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齐国稷下学宫的法家大师慎到，主张“行法以君权至上”，故此被称为法家学说中的“势治派”。同时，以李悝《法经》思想为主要代表，以吴起变法实践为支撑，又有青年学子公孙鞅（商鞅）等人的早期文章呼应，主张“治国惟法”；故此，这一理念被看做法家学说中的“法治派”。这就是说，在申不害的思想形成阶段，法家之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了既定的两大流派，势治派与法治派。

    当此之时，申不害的术治理论出现，几乎是自然地就成为法家一个新的流派——术治派。以申不害的“术治派”出现为标志，战国法家三大流派已经先后问世了，成熟了。从思想基础的意义上看，这是第二波变法浪潮所以成为战国变法最高潮的根源。

    （1）战国法家术治派坚持法治根基的历史真相

    法家术治派在后世遭受扭曲最大，有必要恢复它在当时的真实面目。

    法家术治派的根基是尊奉法治，主张“治国行法”。无论是术治派的思想，还是术治派的变法实践，推行“法治”，都是“术治”的前提，而不是抛弃法治，以术治取而代之。这是法家术治派最基本的理论结构逻辑，也是术治派以变法事实所证明了的实践逻辑，是不能被忽视的基本出发点。

    据《史记》记载，申不害的变法实践有两个基本方面：“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用当代话语说，一是对内整肃社会，二是对外强兵备战。这两个基本点，都是法家推行变法最基本的历史目标与实现方式。在面对全社会的变革实践中，不以推行法治为根基，事实上不可能达到太史公所说的最低目标。——“国内以治”。

    申不害本人，对“奉法治国”也有过明确的说法。

    韩非《外储说左上篇》，引证了申不害的话：“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

    《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证了申不害的话：“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

    第一则论说，申不害将法治的功能归结为两个基础，一是赏功制度化，二是任用官员制度化。这两个制度，是战时法治的两个基本方面；第二则论说，申不害明确了法治的三个实践原则，一是明法。——法律要人人皆知，明确无误，大力推行。二是正义——法律必须具备正义性，遏制人性之恶。三是任法不任智——以律法为准绳，而不以人的智力评判为准绳，明确地反对人治。

    从这两则言论可以看出，申不害的著作虽然已经在历史河流中漂散了，但在当时的完整文本中，一定有大量的关于推行法治的论述。

    从《韩非子》对申不害的批评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事实，申不害的变法实践，不存在对推行法治的怀疑或漠视，关键在对法治最终地位的认定，也可以说是推行法治的彻底性问题。韩非《定法篇》对申不害的批评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其二，“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

    第一则批评，说申不害不清理晋国时代的传统律法，就颁布韩国的新法，不废除韩国前代君主的旧法，就发布新君时期的新法，导致了法制混乱。第二则批评，说申不害推行法治缺乏一致性，颁布的宪令不统一。或者说，申不害对当时韩国新旧并存的律法——宪令，没有实行统一化。

    这两则批评，都是推行法治的彻底性问题，而不是抛弃法治的问题。

    无论从理论到实践，法家术治派的申不害，首先都是一个推行法治的法家。

    （2）战国法家术治派产生的社会根源

    韩非子是后世公认的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对法、术、势三派都有精辟论证。

    在《韩非子》中，有一篇《难三》。这是集中破解国君通常遭遇的三个最大政治灾难的一篇文章。颇具意味的是，韩非子在《难三》中，高度肯定了孔子对政治定义“一问三答”的行为。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皆有相互论战，法家批评儒家，儒家批评法家，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法家大师公开高度肯定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言论，却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韩非，曾经将儒家比喻为为害国家的五蠹——五种毒虫之一，能在这里高度肯定孔子，确实是空前的。在这篇文章里，韩非子认为：孔子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对政治的要害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回答，是“知下”的表现。依据韩非子理论的逻辑延伸，“知下之明”，是督察术的最基本方面。

    我们先来将孔子一问三答的故事，作一次情境再现——

    郊野亭下。叶国大夫子高肃然一躬：“敢问夫子，为政之要何在？”

    孔子端坐答曰：“政，在悦近而来远。”

    鲁国宫殿。鲁哀公躬身：“敢问夫子，为政之要何在？”

    孔子答曰：“政在选贤。”

    齐国园林池畔。齐景公问：“夫子，政事之要何在？”

    孔子肃然答曰：“政在节财。”

    原野大道旁。孔子与群弟子在车旁歇息。

    子贡皱着眉头问：“敢问夫子，三公之问皆同，夫子所答却不同，何也？”

    孔子平淡地说：“三国治情不同，故政事之解不同也。叶国都城大，地域小，民众多有逃亡之心；故此，为政之要在人心归附，悦近来远。鲁国三桓并立，奸佞愚君；故此，为政之要在选贤任能。齐国君主挥霍无度，故此，为政之要在节财。”

    子贡大为感喟：“啊，为政之要，因国而异哉！”

    韩非子对此事的总体评价是：“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

    紧接着，韩非子感喟有加，又说了一番对孔子高度评价的理由：“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仲尼）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申不害则从另一个方面，对“知下不明”的危害，有了痛切的认识。他说：“必使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不许一臣专君，群臣皆蔽。”也就是说，若知下不明，便可能发生遮蔽君主之明，闭塞君主之听，夺君主之政而专擅其令，弑君而取国的恶性事件。

    显然，“知下之明”是政治实践普遍而紧迫的需求。无论是维护权力，还是治理社会，对下属系统、下层社会的熟悉与洞察，都是至关重要的。申不害和韩非子，之所以都要强调论说“知下之明”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根基原因正在于政治生活的实践需求。

    在那个大争的时代，权力争夺的残酷性是空前的。各国的恶性政变接踵发生，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战时背景下，国家权力的集中与稳定，是推行任何社会变革的最基本要求。作为力行变法的战国法家，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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