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县至边区驻地的土路上，一支队伍快速前进，正是慰问团、国府一行以及八路军护送人员，马蹄和脚步带起的灰尘在阳光下肆意飞扬。
    晋南游击队的队员们也在其中，此前一战游击队伤亡不小，牺牲了十多人，必须到边区内部进行休整。
    包括崔宏用跟国字脸汉子在内，很多队员是第一次来边区核心地带，众人兴奋的四处张望，想要看看大后方究竟是什么样子。
    队伍当中，左重骑着一匹驮马眺望道路两侧，远处的山坡和田野阡陌间到处是忙于农事的山民，颇有太坪时节岁丰盈之感，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这是战时。
    跟山城周边相比，本地的百姓虽然衣物破旧，但是面色红润、精神高昂，眼里也没有麻木，有的是对未来的希望。
    仅仅从这处细节，便能看出地下党在内政治理上将果党甩出了八条街，慰问团的成员们哪个不是见多识广，自然有所察觉。
    同样坐在马上的陈先生将这些看在眼里，拉了拉缰绳降低了速度，突然转过头，问了副部长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
    “李先生，对于地主以及工商业主，贵党是如何处置的？
    听闻你们将地主、商人手中的土地、财产全部没收，无偿发给了失地农民、佃户和贫民，有没有这回事情。”
    旁边的慰问团成员，左重、徐恩增、特务们竖起耳朵，想要听听对方会如何回答。
    国统区的报纸对此早有报道，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不断，什么共┴产共┴妻啊，什么杀人放火啊，说得有鼻子有眼，就跟亲眼目睹一般。
    很多“德高望重”的果党元┴老上书中央，严厉要求国府对地下党的这种行为进行处理，保护“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标准的p股决定脑袋。
    副部长听到这个问题笑容不变，事实上在慰问团到来之前，上级就预计到了这些侨胞们的顾虑，并确定了一個原则——实话实说。
    他瞄了瞄左重和特务们，缓缓开口道：“不错，我们确实打击了一部分为富不仁的地主和资本家。”
    此言一出，现场一片哗然，南洋侨胞们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要不是看在地下党救了他们的份上，恨不得掉头就走。
    这跟爱不爱国没关系，纯粹是阶级立场决定的，没人想把自己的财产分给别人，至少是大部分人。
    但不等众人说话，副部长又不慌不忙的补充道。
    “根据我们的统计，土改前，边区驻地一带70％的土地，集中在占全农村人口不到10％的人手中，且这个数字在不断扩大。
    而占全农村人口80％以上的贫农，不仅要负责最为沉重的体力劳动，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状态。
    土改后，边区驻地、延川、延长等县，绝大部分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封建土地所有制基本被消灭。
    至1938年年底，占全部人口80％～85％的贫农和中农，已经拥有了80％以上的土地，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70％和10％。
    陈先生等人哑然，接受过完整现代教育的华侨，岂能不知道这两组数字背后意味着什么，明末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土地高┴度集中，绝大多数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变成官绅地主的佃仆，或者被迫四处流亡，社会生产日益萎缩。
    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咒水之难不远矣1，加上日本人的全面侵华，神州陆沉恐怕近在眼前，到时候他们都将是民族的罪人。
    所以，边区的土地改革势在必行，不改，下场就是当亡国奴。
    在众人思考期间，副部长继续对边区的各种政策进行讲解，增进双方的了解，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
    “七┴七事变全面爆发前，出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目的，我们及时对相关政策做了调整，将减租减息作为现阶段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
    具体表现为，已经进行过土改的地方，确保分地农民的既得利益，禁止地主、富农的反攻倒算，保护隔命的成果。
    对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停止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雇农，以减租减息来解决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
    但我们也对地租做了限制，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得减到或者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
    副部长把边区在土地上的政策变化以及原因娓娓道来，没有任何隐瞒，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赢得了慰问团的好感。
    陈先生微微点头，跟同伴们对视了几眼，随后又问了问边区对私营商业的看法，这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一点。
    “西方经济学家说数字不会骗人，那我再说几组数据，诸位朋友都喝过洋墨水，可以自行思考嘛。”
    副部长开了个小玩笑，沉声把边区建立前后，驻地周边的私营企业历史、数目、资本总数，乃至整体商业政策进行了阐述。
    “在边区建立前，本地的反动政府不但要粮要钱，派差拉夫，勒索敲榨，苛如猛虎，军队还烧┴杀抢掠，导致十室九空，人民群众惨遭祸殃。
    驻地附近的人口大量减少，数百华里走下来，有时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截止到36年，本地的私营企业不过168家，总资本4万元。
    随着我们的政策鼓励，1937年，这两个数字变成了204家和7万元，去年，即1939年年末更是变成了262家和40万元，商业活动得到了恢复。
    不少地主资本也转向了工业投资，整个边区现有私营纺织工厂6家，学徒不下200人，大型织机数十架，年产土布4000匹。
    在驻地、安定、延川、延长等地有私人煤矿20多处，日产煤炭30万余斤.可供以上地区1/3群众的烧用。
    定边的私人盐池，有五六家之多，产量颇丰，除供边区食用外还运销陕、甘、宁数省，解决了大后方食盐的危机。
    民营纸厂有39户，工徒98人，池子38个，生产的纸张在第二战区很是畅销，就连阎长官用的也是我们的纸嘞。”
    说完了成果，副部长又直言不讳地表示从去年开始，边区的发┴展放缓，好不容易恢复的经济遭受重创。
    尤其是布匹来源减少，价格飞涨，农民用粮食换布，以及粮价与布匹之间的差额扩大。
    如1937年每斗小米可换土布1匹，或换洋布匹，1939年每斗小米只能换土布匹，或洋布匹。
    原因副部长没有说，可在场的人都知道，无他，山城和日本人的经济封锁尔，在这上面两者倒是默契十足。
    慰问团不觉看向左重，但左重在国府混了这么久，脸皮功已臻化境，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抬头看起了天空。
    副部长停顿了片刻，等众人消化完刚刚的话再次开口，语气变得振奋，颇有种一往无前的气势。
    “为了发展经济，更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上级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加大了对手工业的投资，并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效果很好。
    以驻地为例，到了去年年底共有铁匠16家，木匠、钉匠、钉秤、裁缝、锡匠、银匠等47家，流动工人500人，农村纺妇一千余人。
    事实证明，我们地下党人不怕吃苦，也不怕封锁，只要跟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真心为百姓考虑，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
    慰问团成员纷纷窃窃私语，别看上面说的都是些不起眼的小手工业者，作为生意人他们很清楚，手工业的活跃程度与经济息息相关。
    陈先生莫名感慨，山城跟西北相比，在自然环境，人口数量上都占据优势，可在山城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官员腐┴败。
    经济颓靡。
    军队士气低落。
    有钱人醉生梦死。
    百姓苦不堪言。
    整个社会就像一潭散发着绝望气息的死水，上层对国家的命运前途毫不关心，琢磨的是如何多赚碎银几两。
    但陈先生并未着急表态，山城一行让他明白，国内的事情很复杂，有时候看到的，听到的不代表就是实情，还是要到了边区驻地，亲自走访后才好做最后决定。
    副部长也没有再说公事，亲切地跟慰问团聊起了家常，言语间多次问及南洋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还有侨胞的生存状况。
    这让侨胞们感动不已，南洋华人确实有钱，可那只是一小部分，更多华人处于社会底层，被土人和洋人压榨。
    他们在山城的时候，那位委员长从来没有问过此事，只晓得要钱，须知人心都是肉长的，面对副部长的关心，慰问团成员们不禁心生暖意。
    左重暗暗叹了口气，某人真是把一副好牌打得稀碎啊，军统海外情报站每月都有相关情报上呈，他就不信某人不知道海外华人所遭受的苦难。
    那对方为什么不问呢，答案很简单，压榨华侨的可是洋人。
    问了之后，万一慰问团要求山城跟西方殖民者抗┴议怎么办，国府还指望那些国家帮忙呢，如此只好苦一苦侨胞了。
    想到这，左重念头一转，也问了副部长一个问题，八路的援军为何来的这么快。
    交战现场离延长县有一段距离，城内的人很难听到枪声，即使能听到，组织人手赶来也需要时间。
    副部长看着他淡淡一笑：“车队遇袭之后，我们便派人在延长县搜寻各位的踪迹。”
    说完，两人的对话戛然而止。
    既是老对手，又都是老情报，有些话不用说的太清楚，显然对方很早就看穿了左重的计划。
    几米外，徐恩增骑着一头小毛驴尾随其后，他偷偷打量着左重和“老朋友”，眼珠滴溜溜转乱，不知道在打什么坏主意。
    更远处的邬春阳和归有光没有在意这些，将注意力放在了随行的八路战士身上，从武器装备、保养水坪、士气表现上分析八路的战斗力。
    这也是军统护送慰问团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没办法，无论军统还是中统，除了有公开身份的特务，派到边区的情报人员全都没了消息。
    借着护送的机会，可以近距离搜集地下党的军政情报，归有光和邬春阳不时低头讨论，看上去收获颇多。
    “快看！宝塔！”
    有人突然高喊了一声，众人闻声看去，远远瞧见一座佛塔矗立在山峰之上，金黄的夕阳余晖洒在古老的塔身上，奔涌的延河从塔下流过。
    左重勒住缰绳，静静看着这幅壮阔的场景，而在远在山城的戴春峰，此时也收到了一份电报，看着电报上的内容，老戴长长出了一口气。